新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自觉思潮的勃兴和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完成，学科话语体系构建问题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它不可能在闭锁于世界学科、学术体系之外的状态下实现，也不可能在自我学术殖民的不平等框架内完成，而是一个集开放摄取、多重对话、扎根本土为一体的复杂的多向互动过程。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便是学科建设中的“中西贯通”问题。 一、社会学发端期“中西贯通”优秀传统的发现 众所周知，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言，社会学是地地道道的西洋舶来品。清末民初以降，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为背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陆续传入中国，替代了沿袭数千年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体系，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知识变动。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进程中，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单纯凭借中学已难以应对西人东来后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认为欲摆脱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非引进西学不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社会学传入中国。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首先是作为近代先进中国人富民强国的理论和学说引入中国的。但经过短暂的学术实践，早期社会学家便敏锐地发现，西学体系中的“群学”（社会学）虽然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古老的中国社会而言终系舶来品，未必能尽适用于本土。于是，“贯通中西”的思想应运而生。以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家，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试图通过引进包括“群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来拯救中国，他们奉“学贯中西”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大量引进西学，并努力使之融入中国本土社会，构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产生了众多传世的“中西合璧”之作。由上述这些著名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开启的“中西贯通”传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1）“中西贯通”的基本路径。在社会学传入的早期阶段，早期社会学家“贯通中西”的学术目标和路向表现得非常清晰明确。其中严复堪称是由“西学”而“中学”的代表者，而康有为、梁启超则是由“中学”而“西学”的典范。在19世纪下半叶发起的洋务运动的高潮中，严复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驾驶之术”，但他却系统研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学术，尤其是引进了“群学”，其社会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以西学批判中学”、“以中学融涵西学”。康有为在此时期虽然没有游历外洋的经历，也不通晓洋文，但却通过阅读汉译西书了解西方文化，知道不能将西方人简单地以蛮夷视之，撰写了《大同书》等著作，对融通中西学术做了大胆的尝试。到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他们的学术经历的特点在于，都曾经留学海外，接受系统的西学教育，但此前也在私塾或旧学堂中接受过“国学”的熏陶，这使其知识结构和学术价值观都具有融通中西的特色。 （2）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西方理论展开直接对话。作为西方社会学早期的传入者，严复没有简单地以翻译者的身份出场，而是试图在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努力推进中西思想的融汇贯通，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严复在翻译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没有停留在译介层面，而是援引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相关资源与之展开直接的对话，在对话中试图实现中西社会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转换。如严复在介绍西方进化论思想时，就努力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的理气思想融汇其中，他认为“天演”是一个自然变迁的过程，“一气之理，物自为变。以近世学者所谓天演也”（严复，1986a：1106）。他还借用荀子“群”的观念，指出“天演之变，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严复，1986b：1347）。由此实现了中西贯通。 （3）中西社会比较研究。社会学传入早期的“中西贯通”还体现在中西社会比较研究上。如康有为、梁启超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展开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研究，认为与西洋社会相比，“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然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梁启超，1989a：121）。这种社会结构在组织上往往表现为宗法家族制，使得中国的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极强的“宗族福利保障”特点，这固然有其温情的一面，但也有其狭隘性。表现在“欧美人以所游为家，而中国人久游异国，莫不思归于其乡，诚以其祠墓宗族之法有足系人思者，不如各国人之所至无亲，故随地卜居，无合群之道，无相收之理也”（康有为，1956：171-172）。由此导致“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狭不如广；以是决之，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同上：173）。中西民族社会团结模式不同，中国人是以宗族为凝聚单位，而西方人则是以国家、民族为凝聚单位。这种概括虽然未必严谨，但却大体反映了中西民族对家庭、国家问题的基本理解。在他们看来，植根于家族本位的中国传统福利保障模式行“仁爱”不够广博，只是局限于“自亲其亲”的范围内，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 （4）西方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应用和转化。伴随着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早期社会学家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推崇备至，他们认为要想认清“中国社会”的根性，必须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因此，“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梁启超，1989c：37）。但在肯定了量化研究方法的同时，他们还注意探讨使用量化方法研究华人世界过程中所面对的障碍性因素。“但我人民向来有一种偏见，自己家内情形，总不愿外人知悉。一旦闻官府指明调查，动辄滋生疑虑。务为掩匿。甚则造作谣言以阻进行。夫以前此贪官污吏，专务鱼肉吾民，每借事端，恣其骚扰。民之疑虑，本无足怪，若到政府确有实心办事之时，则人民亦当坦怀相见，然后上下乃能通气，须知应当调查之事件，本非烦苛，尤非盘诘人家阴私之事。我有子女，并非私生，何故怕人知道？我有田产，本非私占，又何故怕人知道？若无故自惊，欺蒙隐匿，反使原有正当之权利，将来不能得正当之保护，后悔何及。吾愿我人民先明白此中道理，开怀待命，其办理地方自治之绅耆，届时尤当协力相助以利进行，则国利民福，皆于是乎在矣。”（梁启超，1989b：13-14）在社会学传入的早期，梁启超等人即对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本土适应性问题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