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取得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议题。 所谓话语体系，是由“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张国祚，2012）。在这里，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内容和本质，用以表达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是外在形式，二者相互影响。形式是受内容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但“任何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话语表达对于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张国祚，2012）。“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代表其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每一个时代都有体现其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每一个社会也都有象征其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岳亮，2016） 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取得话语权这一议题的提出是基于国内国际两个重大的挑战：第一，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问题，其独特性决定了国内外既有的理论都难以客观、全面、科学地描述和解释这一变化。身处这场巨大变革之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有责任，也最有可能去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并以此丰富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规律和多样性的认识。第二，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历史，迅速发展并融入世界的中国正在对全球事务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并没有发出与之相应的声音。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习近平，20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但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取得话语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也由此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郑杭生，2009），这是一场较之经济体制转型更为深层次的转型。如果说改革开放头30年主要是通过解决经济体制问题来激发经济活力，增加财富增长，那么第二个30年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将是社会体制改革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建立在对市场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的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基础上，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学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否则，社会学学科就难以获得它应有的学科地位，难免被边缘化。但是迄今为止，面对社会转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对国家与社会对社会学学科的期盼，中国社会学“在反映与支持实践方面的努力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特别需要通过更大力度、“接地气”的理论创新，进一步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宋林飞，2016）。 毫无疑问，社会学要实现以上目标，就必须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保持敏感，否则就难以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形成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因而也难以有创新的研究成果和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不过，社会学在面对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学术取向，它关注的是现实问题背后的学术问题，追求的是理论对话和学术知识的积累性增长。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的学术价值有其自身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不能简单地以学术成果的工具性价值为尺度的。另一种可称之为政策取向，它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追求的是政策评估和政策设计，是以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和提升治理绩效这一工具性价值为尺度的。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显学，回应国家与社会对它的期盼，不仅要有学术知识的累积性增长，还必须有“经世治用”的工具价值。通俗点讲，社会学不仅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学理上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还要从实践上回答“怎么办”，二者相辅相成发展。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意味着存在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一种是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一种是政策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我以为，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由学术概念、学术命题、范式和逻辑关系组成的，对外部世界加以解释的系统性理论知识。不同学科会围绕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不同的学科问题形成彼此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同一学科也会围绕共同的研究对象或共同的研究问题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不过，不同学科之间由于研究对象或学科问题不同，彼此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难以比较。学术话语权问题更多地体现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学术话语体系之间，因为只有面对同一学科问题才可能形成话语体系的竞争。那些由新概念、新命题和新观点构成的话语体系，那些得到更广泛有效检验，取得学术界更普遍认同，其概念、命题、范式被更广泛地运用的话语体系，才可能占据学术话语权地位。 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重建的，30余年的学科断代决定了恢复重建是从引进外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开始的，这是一个绕不过的历史阶段，但绝不应该成为一个跳不出的历史阶段。面对当今中国社会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社会流动、剧烈的社会分化、重组的社会结构、多元的观念和价值、迅速的老年化和新旧社会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如果始终停留在套用已有理论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已有理论，可能都无法在学理上科学地解释当今中国社会。这意味着历史给了中国社会学者在建立学术话语体系和获取学术“话语权”的“弯道超越”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