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1940—1942)

       [中图分类号]K29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5-0001-16

       “自由法国”(France Libre)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发起的、以抵抗纳粹德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目标的爱国运动。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自由法国”在伦敦建立了“法国国民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创立了“自由法军”(Forces Frances Libres)，并在北非和欧洲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法国”以及此后由它演变而来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 de la libération de la nation )、“法国临时政府”(Gouvernement Provisoire )，不仅与同盟国一同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同时也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成为法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即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此，“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走向，而且在战后国际格局的形塑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过往有关“自由法国”运动与中国关系的讨论，多集中于探讨戴高乐派驻重庆的代表，如艾斯加拉(Escarra)①、贝志高(Pechkoff)等人，与国民政府围绕战时中法关系、法国在华租界和印度支那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折冲和博弈活动。②事实上，作为最早响应戴高乐号召、反对法德媾和的几个海外基地之一，旅居上海的法国侨民早在1940年6月戴高乐发表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时，就已形成了支持继续对德作战的“自由法国”派。该派别此后直接演变为“自由法国”在上海的分支机构——“法国永生”(France Quand )上海分部，并在此后的两年间，不断向伦敦、北非等地输送志愿者，加入“自由法军”，直接投入反法西斯战争。

       依据法国外交档案、回忆录、期刊和报纸等文本保存的信息片段，本文试图重构“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兴起与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对影响其嬗变的各种政治、外交因素展开讨论。本文希望阐明，作为法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利益汇聚点和侨民聚集地之一，旅沪法侨中的“自由法国”派在政治宣传、资金募集和人员动员方面都为远在欧洲和北非的“自由法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自由法国”运动看似只是法国和法侨社会的内部事务，但在战时上海这样一个风云诡谲、各派利益绾节其间的环境当中，它的形成、发展与兴衰，受到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维希法国、“自由法国”、英国、日本甚至纳粹德国等不同势力都不同程度卷入其中。

       一 贝当或戴高乐：法国战败后旅沪法人的政治抉择

       从1940年5月德国发动“法国战役”(Bataille de France)开始，上海法侨就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动荡与不安。③6月10日后不断传来的噩耗，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法军的一溃千里和毫无组织更是震惊了全体侨民。④6月16日，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宣布辞职；17日，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组阁并于同日对德求和；⑤18日，已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发表讲话，呼吁法国人民拒绝投降，并将对德战争进行到底。⑥为阻止法德媾和，他又发表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与他一起继续战斗。⑦法军的迅速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剧变，早已超出法国旅沪外交、军事、租界当局和侨民对时局的预判。祖国的崩溃迫使他们不仅需要面对悲伤、彷徨和不知所措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战”与“和”之间做出抉择，选择支持主和的贝当元帅，还是号召继续战斗的戴高乐将军。

       对于这一问题，法国驻沪当局的工作人员显得十分纠结。情感上，很多人反对求和，希望依托广大海外殖民地继续对德作战。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他们的选择必须考虑两个基本要素：一、所效忠政权的合法性；二、尽最大可能保护法国的殖民利益。就上海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而言，除以上两点之外，如何处理好与英美外交当局以及日本势力的关系，也是他们不得不仔细权衡的问题。⑧后来的历史表明，基于意识形态、所处立场和对国家前途的不同考量，外交人员逐渐分化为三个群体。

       法国战败不久，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的戈思默(Cosme)经过短暂思考后，最终倒向了贝当，而没有选择支持戴高乐。⑨6月24日，他号召法国全体在华外交人员服从贝当政府。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基于维希政府的成立符合宪法程序，具有合法性；(11)另一方面，则因为上海法租界或其他法国在华管辖区如果选择支持戴高乐，则可能面临日军占领的风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