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现代民主的双重结构性困局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6)06-0026-09

       告别“共同体”：现代民主之伤

       2016年6月23日英国的脱欧公投(Brexit referendum)，对于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无疑具有深远影响——据当天出来的投票结果显示，总票数33578016，投票率为72.2％，51.89％的人同意脱欧，48.11％的人不同意。公投结果出来后，英镑兑美元汇价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新低。①6月25日，50余万英国人在英国议会请愿网站提交签名请愿书，要求再次举行公投，随后这个请愿人数急剧攀升。7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逾412.5万人发起的举行第二次退欧公投的请愿。英国外交部代表官方表示，首相和政府均已经明确，必须尊重此前公投的结果。目前政府正在为脱欧步骤作准备工作。随后，由女商人吉娜·米勒(Gina Miller)领导发起的反脱欧的“人民挑战”运动(People's Challenge)联合其他志同道合者，将政府告上法庭并最后“意外地”获胜：英国高等法院11月3日裁定，政府启动脱欧程序需先经议会批准。②英国政府随即宣布进一步上诉，强调必须尊重公投结果。作为民主政治晚近的一个大型实践，英国这场剧情反复转折的脱欧公投，实是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近距离反思民主政治的机会。

       首先值得我们追问的是：为什么公投结果出来后，马上有那么多人吁求第二次公投?这里面就涉及现代民主的一个内在症结。我们知道，民主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最著名的典范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雅典这个当时的超级大城邦，在其鼎盛时期拥有具投票权的公民约四万人。民主在古希腊城邦生根发芽，恰恰因为相对较少的人数和高度同质化的文化，属于一种“面对面社会”(face-to-face society)，或者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以及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术语来说，那是“共同体”而非“社会”，前者以具有血缘、图腾或神话构成的有机性为特征，而后者则是陌生人经由诸种外在化的联结(利益、权力、制度等)而形成。对比古希腊城邦民主，现代民主政治的承载单位——袭用滕尼斯—南希术语——不是“共同体”而是“社会”，以“外部性”(exteriority)而非“内部性”(interiority)为其构型特征。③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载体的政治单位不能大于如下范围，在其中每个公民能够了解其他每一个公民的性格品行。然而在今天，民主在主权国家层面的大型实践，已然完全脱离其诞生时的原初土壤。

       当代世界中，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少数例子外，“城邦”几乎不复存在：“城邦”(city-states)被代之以“城市”(cities)与“国家”(states)这两个泾渭分明的层级。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民主这个理念本体论地具有全球结构④，但迄今“国家”仍是民主实践的最高层级(“全球民主”只是一种规范性的愿景)；然而不同于“城邦”，今天“国家”与“城市”这两个层级所对应的，皆不是以“内部性”关系联结的同质化的共同体，而是彻底异质的陌生人社会。古典的“城邦”在今天就规模而言，只能勉强对应小型“村落”或小型“街道/社区”。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公民几乎都是由彼此完全陌生的、数量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个体以“外部性”关系的方式组成的。

       这便导致了现代民主的两个结构性困局：(1)每个个体的一票无足轻重；(2)存在结构性的可能性，投票结果会威胁到社会团结乃至稳定。这使现代民主面临双重结构性困局。

       困局一：结构性地产生政治冷漠

       现代民主的第一个结构性困局是每个个体的一票无足轻重，直接催生出当代民主国家中的弥散性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面对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个人那一票投与不投实在无甚区别。进而言之，假若我是一个对自己手中选票认真负责的人，这个“政治权利”行使起来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脱欧公投上要投出负责的一票，就需要阅读各种背景资料、专家分析，以了解去留的各种影响与利弊，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并作出自己的思考与衡量，最终在要不要脱欧上作出判断。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观察到，投票人不会有时间、精力去从各个角度全面检查问题。⑤原因很简单——因为真要这样做，就需要在当代人那已经满负荷、高压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事务之外，再额外抽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与处理。而与此同时，当这“神圣而负责”的一票投出后，其分量却是轻微到彻底无足轻重。是故，政治冷漠便不是现代民主社会中难以理解的一个弥散性现象了。这个困局的进一步吊诡就在于——诚如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指出的：“在民主政体中，广泛的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选择之形态。”⑥不选，在民主状况下其实恰恰已经是一种“选”了(即选择不选)，而且是极为糟糕的一种“选”——它使得“民主的专制”不再成为一个矛盾修辞(oxymoron)。

       这个困局，便导致了现代民主的核心难题：当民主政治的承载单位不再是古典城邦而是现代的主权国家时，如何使之真正成为“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如何唤起公民的积极参与?共和制时期的古罗马一般不被认为是民主政体，因为它决然拒斥给予每个人以投票资格；然而，它由于以下这点或许比今天的民主社会更“民主”：所有公民都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与政治事务的义务(“共和”一词本义就是公共事务)。那么，如何使古典共和主义在当代复兴呢?我们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观察到“共和主义措施”：作为应对政治冷漠的策略，不少国家(代表性的如澳大利亚)将投票从政治权利转为政治义务，推行强制性选民登记和投票——无故不投票者会被处以罚款；若无正当理由又拒绝交罚款，则会被送上法庭……但问题在于，该策略在实际操作效果上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将当代民主政治转化为参与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