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间的频繁互动形成某种国际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反过来国家的对外行为以及国际关系也对国际体系的运行和变化产生影响，形成二者的互构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大国的意图和行为对某种国际体系的形塑和变化作用尤其显著，甚而至为关键。①因此，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变化带来重要的影响，在此语境中人们将其与二战后初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也就是自然的了，但对于两者的关系人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而又见仁见智。 在现有大量的相关文献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关系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主要从经济角度和市场逻辑将“一带一路”倡议比之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②。(2)从大国战略和国际秩序的角度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关系③。西方学者的研究多把“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竞争、中国谋求霸权联系起来④，而中国政府和学者都据理否认这类联系⑤。(3)主张客观、理性地看待“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异同。金玲通过具体比较二者的差异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同时认为也“不宜将二者相提并论视为对前者的抹黑”，因为经济发展有其逻辑，西方对“马歇尔计划”评价是积极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会有利于实现中国外交政策中维护和平的目标⑥。 中国学者的近期相关学术性研究成果不少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涵，如认为它“实为中国在21世纪国际秩序观之体现”，即寻求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而不是从前的仅仅“维护自主性”，旨在应对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依赖”，但对既有国际经济机制仍“抱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同时实施其必要的改革”⑦；又如，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战略反应”以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金融霸权等，同时追求“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的‘战略重构’”，但它又不是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马歇尔计划”，“其作用是对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留下的制度真空和秩序真空拾遗补阙，而非挑战自由、开放、稳定、民主的当今世界秩序”。⑧ 上述学术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其学理价值。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人们应该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体系内的行为还是对体系的挑战?我们认为对于这些重要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的观点和研究内容是：(1)“马歇尔计划”不是一种单纯的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它不仅促成了欧洲的分裂和美苏对抗的冷战体系的形成，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巩固了二战后美国支配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性质上确实是不同的；(2)“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简单地囿于现行国际体系，也不是对它的挑战，而是将有助于推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变革，这正是这一倡议的体系意义所在；(3)“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成功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仍可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提供借鉴。 一、“马歇尔计划”与二战后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巩固 从形式上看，1947年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一项大规模的经济援欧方案，这对二战后经济重建举步维艰、复苏无力的欧洲来说是雪中送炭，但它的背景却是东西方的对立日趋严重、美苏正在重塑战后的国际秩序，“马歇尔计划”正是体现了美国应对这种变化的战略意图。 二战后期同盟国领袖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构建了战后国际体系的蓝图，它包括涉及欧洲和亚洲多国的领土安排和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政治安全体系的设计，形成了所谓“雅尔塔体系”。毋庸置疑，这一体系的构建是大国博弈和大国实力政治的结果，并且其“模糊性”与之后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出现不无联系，但它在当时毕竟是大国合作的产物，即同盟国通过谈判协调达成对战后世界的安排。然而大战结束后，正是在战后世界的安排、尤其在东欧各国政府的组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美苏的分歧日趋严重，美国对苏遏制战略逐步形成，其目的是防止苏联进一步向欧洲扩张。“马歇尔计划”的提出适应了美国对苏战略的这种急剧变化。该计划一方面对受援国家提出的条件苏联不可能接受，有意将其排除在外⑨，另一方面极力推动西欧的经济一体化，以稳定西欧经济和政治，防止苏联的渗透和乘虚而入。结果，“马歇尔计划”在有效帮助了西欧重建的同时，又造成了欧洲的经济分裂。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和德国的分裂，战后大国合作的基础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东西方对抗的两极冷战体系形成。因此，“马歇尔计划”不仅是一个按照经济逻辑实行的经济计划，它实际上成为美国冷战政策、塑造两极体系的一个工具，正如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国际学术界对“马歇尔计划”的上述作用已有大量的讨论，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如何利用其推动战后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以巩固美国的经济霸权。应该说，美国的经济霸权秩序在二战结束前后已经建立起来，它以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为核心，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包括1947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在这一西方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以“制度霸权”居于支配地位，但又以自由开放为特征，因此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被称为多边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这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市场逻辑。 然而至1947年，美国发现这一体系并没有真正运行起来。作为美国主要的经济伙伴，西欧国家虽然参与了该体系的构建，但原有的西欧经济结构仍在起作用，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造成西欧的一个个小“密封舱”，从而阻碍西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相对于美国大量的贸易盈余，由于经济复苏无力而造成西欧国家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致使其普遍产生巨大的“美元荒”，它既加重了贸易保护倾向，又因西欧国家外汇管制而使得布雷顿货币金融体系无法运行，“到40年代末期，二战期间计划建立的货币和贸易机制或者被人忽视，或者未能付诸实施”。⑩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困难被认为是因为“美国最初低估了西欧需要从二战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中恢复过来的难度”(11)。因此，应对这种局面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就需要美国人为地改变其国际收支顺差使西欧无法得到所急需的美元外汇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