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高了科研投入[1]。为争取国家资助，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普遍要求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特别是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这些期刊的发文数量被认为是衡量一所大学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也与高校排名密切相关。随着高校引进各种量化评价和考核机制，“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正在大学校园悄然形成。这种文化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尤其明显。对这些青年教师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决定了他们的事业发展。在我国，高校教师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以及这种压力对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种种影响，已经引起了各领域研究者的讨论。然而，对此进行的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本研究以我国西部地区某研究型大学的一组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质化研究方法，分析他们如何评价所供职高校对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要求，以及这种要求对他们科研和生活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对于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要求，青年教师的态度如何? 2.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要求如何影响青年教师的学术行为和个人生活? 二、发表还是出局：发表学术期刊论文背后的问题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迅猛增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表明，在2012年，作者单位为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达到了11400000篇，较2011年增长了11.8%。2012年，我国学者发表了193733篇SCI论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是2002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的4倍多[2]。同年，来自我国有关机构的作者在《细胞》、《自然》、《科学》上发表了187篇论文，在这三种具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九[3]。 我国学者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的快速增长主要由高校教师实现的，因为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发文数量已成为大学和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进行的学科评估中，一个学科在SCI、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是重要的评估标准之一。由上海交大发布的年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一所高校在《科学》和《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20%的比重，在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20%的权重[4]。赵俊芳等人通过分析我国39所“985工程”大学2001-2014年发表的所有SCI、EI和SSCI论文，比较了各高校的国际竞争力[5]。SCI、SSCI等国际索引期刊论文数量作为衡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客观”指标，对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提高学术排名，我国高校通过采用多种评价和激励政策，促进教师增加学术论文产出数量。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的聘任与升职越来越取决于在学科认可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6]。也有一些大学根据发表的论文及其数量给予教师现金奖励、住房福利及其他津贴[7]。近年来引人关注的人事政策是高校教师聘用的“Tenure-track”机制。“Tenure-track”机制2003年在清华大学试行[8]，至今已在包括本研究案例高校在内的大多数“985工程”高校和部分“211工程”高校中推行[9，10]。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别，各高校实行的“Tenure-Track”机制普遍对新聘讲师采用3-6年短期合同、制订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等明确、可量化的绩效目标，并根据目标评估新聘讲师的学术表现，确定在合同期满是否继续为其提供终身教职。在“非升即走”的聘任制度下，“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在高校悄然形成。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量化考核学术产出“允许比较，促进竞争”[11]或认为“Tenure-track”机制“在青年学者创造力相对最为旺盛的时期给予……较大的研究压力，促使其做出……学术创新成果”[9]，但其消极影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报道(例如，瑞典[12]，澳大利亚[13]加拿大[13]，美国[14]和英国[15])。在“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下，教师工作的重心往往偏离教学活动，转向可“量化计算”的学术论文产出[16]。Alvesson和Sandberg注意到，在管理学领域中只见论文数量的激增，却严重缺少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发现[12]。Adler和Harzing认为，仅依靠数量的学术评价系统使研究人员无法潜心钻研知识[13]。Bouchikhi和Kimberly指出，“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化研究，即研究人员倾向于报道与主流范式相一致的研究结果，以提高论文接受率[14]。更糟的情况是，科研人员也许会为了发表论文而伪造数据[17]。例如，Lawrence的研究证实，过分强调发表数量的重要性“往往会降低论文论述的客观性”，最终“损毁科学实践[意义]”[18]。 在我国，一些研究人员也已开始反思高校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评判学术成果的消极影响。李阳明用“被科研绑架的校园”来形容以科研为导向的高校评聘制度。赵美娣描述了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如何将SCI论文捧上神坛。林中祥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例，指出计算论文发表数量的评价体系会阻碍产出类似影响力的科学发现[19]。邱天人在评论清华大学“非升即走”的体系时指出：“当论文数量成为……大学考评教师的重要依据的时候，大学内部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愈演愈烈”[20]。同样，由《国家科学评论》主办的“维护中国科研尊严”论坛认为，发表SCI、SSCI等学术期刊论文，尤其是影响因子很高的学术期刊论文，往往给作者带来即时的认可和荣耀[2]，可能会导致“伪造、抄袭、无灵魂的写作”[21-23]。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行，青年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也开始受到关注。报道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健康问题堪忧[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