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6)06-0066-24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南亚地区就被外界视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市场，然而时至今日，南亚地区发展潜力仍未能得以相应释放，表现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的发展上，更被认为是地区组织中的“失败典型”。①究其原因，南亚地区安全的藩篱要承担责任。 就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现状来看，成果并不少见，研究视角广泛，有的学者从南亚安全形势的角度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进行讨论，②有的学者从恐怖主义、水资源等非传统安全视角对南亚地区安全进行研究，③也有学者从传统军事的角度对南亚地区安全给予关注，④还有的学者以印巴关系为主线来把握南亚地区安全，⑤也有的学者从大国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视角探讨南亚地区安全。⑥ 从现有的关于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是现象描述较多，二是印巴关系研究主导，对整个南亚地区安全格局讨论的成果并不多见，缺乏对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肌理研究与分析。应该说整体把握南亚地区安全的主要贡献来自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他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于分析南亚地区安全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国内也有学者借助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南亚地区安全进行分析，⑦但并未超出巴里·布赞所限定的范畴。 尽管布赞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分析南亚地区整体安全的较佳方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布赞关于南亚安全的分析框架未能充分考虑南亚二流国家的安全需求及这些国家对安全追求的主动性。布赞认为，南亚地区二流的次要国家(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都因为存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各种瓜葛而以某种方式维系在该地区安全复合体之内。⑧客观来看，这种看法忽略了南亚地区二流国家的安全需求，在南亚地区大国与小国关系的解释方面也不够清晰，用对抗、均势和联盟均难以解释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是布赞关于南亚安全的分析框架主要以传统安全为主，对非传统安全对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互动分析尚有空间。比如阿富汗被布赞认定为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隔离行为体”，从传统安全方面来看争议不大，但如果从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问题来看，阿富汗并非“隔离行为体”，而是聚散中心。因此，布赞所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从整体上(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解构南亚地区安全略显不足。 三是轻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层次折射出的安全意义及其产生的影响。南盟固然成效不大，且主要是以经济、文化等合作为主要议题，成员国刻意地回避了安全问题。然而南盟却是一个折射镜，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南亚各国对安全的看法及其行为。比如在南盟层次，在双边关系中刻意讨好印度的一些南亚国家反复提出要让中国成为南盟成员国，而印度出于对中国的戒备及对其他南亚国家的控制和影响，竭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由此产生的各个南亚国家采取的应对战略应当得到重视。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五个层次实现对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整体性分析，包括民族宗教层次、国家政治层次、南亚国家间关系形态层次、南盟层次及次地区大国层次。相比布赞的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与全球层次，我们在分析的宽度上可能有所不及，但在分析南亚地区安全的精度上更有针对性，尤其是可以实现对南亚地区整体安全的理解，并同时关注南亚小国的安全主动及其产生的意义及影响。换言之，我们将主要从次地区内部剖析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成因及其影响。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不是封闭运行的，它的溢出效应对地区内与地区外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南亚地区安全困境明显成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根本性制约因素。 总之，本文以多重层次为分析视角，解构多重层次之间的联系、互动及影响，且关注不同规模国家的安全需求以及它们的战略取向，再根据不同南亚国家的战略取向，深入分析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分析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 一 多重层次：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分析视角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结构成为分析国际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的重要方法。所谓结构，意指体系中各个部分的安排原则以及各个部分是如何彼此区分开来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国家行动和国家间互动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中，有多大部分可以为在系统层次上而非单元层次上发生作用的力量所解释。⑨对于南亚地区安全而言，分析与研究视角的多元本身就表明其安全问题不可能在某个层次就可以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我们认为，可以从民族宗教、国家政治、南亚国家间关系形态、南盟、次地区大国等层次加以分析。在分析这些层次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先对这些层次的基本状况进行描述。 (一)民族宗教层次 南亚无疑是世界上民族宗教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印度拥有100个以上的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占总人口的30％，其他人口较多的民族还包括孟加拉族、马拉提族、比哈尔族、泰米尔族及泰固族等。在多民族的架构下，印度整个社会又为多种宗教所撕裂，尤其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及矛盾与国内及地区安全紧密相关。巴基斯坦在伊斯兰教占主体的情况下，也分布着多个少数民族。如旁遮普族、信德族、帕坦族、俾路支族等，尽管绝大多数民族信奉同一个宗教，但这些不同民族之间却仍然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对抗和冲突。孟加拉国是南亚地区的人口大国，其国内也分布着二十个左右的不同民族。处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尼泊尔也是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国家，其南部地区居住着来自印度的大量移民，北部地区则拥有与中国西藏比较密切的宗教文化联系。次大陆南部地区的斯里兰卡也曾经深受其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冲突的困扰，尤其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的冲突一直影响着其经济、社会的融合与发展。阿富汗的民族宗教结构更为复杂，不仅拥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且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伊斯兰激进主义影响着国内及地区安全。审慎观察，我们会发现，南亚地区民族宗教架构不仅仅影响了国家内部的发展与安全问题，更是其他南亚国家围绕着印度勾勒出的南亚地区各个民族宗教“互嵌”的图景，这里说的“互嵌”与民族融合无关，这种民族宗教“互嵌”(跨国)既为暴恐事件的延伸与频发创造了条件，也为地区大国在追求传统权力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了机会。有学者认为，“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不协调”(State-nation incongruence)是造成南亚地区长期冲突的主要原因。⑩我们认为这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形成及难以突破的基本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