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8日惊天逆转的24个小时之后，世界惊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我们时代所有关于自由民主制想象的终极来源——美利坚帝国，迎来了一位充满异数的领袖。即使是最近的三五十年，要说资本家抛开政治代理人直接入主白宫，有肯尼迪的先例；要说疏离于核心精英网络的局外人，则有杰米·卡特；要说保守和缺乏教养，有小布什；而要说排外和神经质，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议员及其主义。但这一切非常规的组合，也许再加上厌女、浮夸和投机等种种流氓特质，真真正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头一遭。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自由阵营都在追问：美国政治怎么了?物质繁荣、机会平等和多元包容的“美国梦”哪里去了?实际上，美国梦从来没有消解，而是转变了：在旧梦几乎崩坏时，一个新美国梦已经吸引羁糜了美国半数以上的人民；与实用主义的旧梦不同，这个梦基于“怨恨”，关乎道德价值和文化身份，并企图建构一套替代性的正义、平等、归属和忠诚。然而，尽管一贯实际的美国人把这个梦做得更加用力、更加热血，但本质上，新梦并没有坚实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支撑——更确切地说，其话语与其政经秩序的内核恰是背道而驰的。它并非诞生于11月8日，也不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而要前溯至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结构变化与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集结和发展。如果说保守主义精英创造了新梦，那么特朗普很大程度是窃取了新梦。本文想要阐明的问题正是，前者为何以及如何通过一个广泛而持续的文化工程来造梦，而后者获得政权的政治后果如何，新梦将如何演变收场，又有哪些历史的教训足资借鉴。 新社会运动、两种“怨恨”与政治再联盟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社会运动”与民权改革说起。按照李普赛特和罗坎的经典理论，从18、19世纪以来直到二战前后，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几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裂痕，比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对立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等等，不仅主导了重大的社会运动，也是政党的社会基础。然而，60年代之后，由于主要西方国家政治上达成阶级妥协，并转而启动“嵌入性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与福利国家的建设(或完善)，这些传统的裂痕——特别是阶级裂痕——在政治上的动员力显然下降，逐渐隐而不彰。与之肩随，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话语的推动下走到了前台。一时间，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环保运动以及一系列新生活方式运动成为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生活的风云所在。而美国民主党自罗斯福时代左转并重建其社会基础之后，也始终在企图驾驭并领导不断变化的自由左翼先锋力量。尽管两者之间也多有牴牾，但总体来说，民主党以及以其政策平台为基础的美国政治，已被新社会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身份政治决定性地改变了。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非意料的结果与保守主义后来居上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新社会运动与民主党的转向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非但没有进一步促进社会妥协，反而带来了不同根源、不同形式的“怨恨”。“怨恨”是舍勒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大约指主观感觉的社会不公，被压抑良久后形成的嫉妒和仇恨，亦是现代性诸多阴暗面的心理来源。怨恨往往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主要群体生命际遇起落偏畸或“社会失范”的时刻大行其道。并且，怨恨也是民主社会的典型病症，因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各安其位，而民主制反而拉平了个体与他人比较的地位，更容易产生“他人的上升导致我们被剥夺”的错觉。在美国七十年代中后期，新社会运动时代的政治遗产至少激发了两种不同的怨恨：底层的和中产阶级的。 底层如中西部锈带的失业工人阶级、底特律深受种族冲突冲击和经济衰退之苦的白人城市贫民、被北方自由主义城市深深歧视的南方农民等等，是在7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中被远远甩开的社会群体。在这轮全球化中，技术进步带来产业空间和资本布局更大的弹性，并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原先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明确的中心—边缘关系从国别之间转变为国家内部，或者说，从纵向不平等变为横向不平等。正如德里克所见，这些被甩开的群体现在沦落为“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与此同时，传统上代表这些群体的民主党却放弃了政经议题和阶级话语，转而在一些所谓的“虚假议题”上徒耗大量政治能量。而工会作为中下层曾经的重要政治组织(特别是白人男性工人)，在产业转移和政治资源重组的情况下也极度萎缩，比如从1973～2007年间，美国私人经济部门的工会会员率从34％下降到了8％。 这种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和政治组织力的陡然真空必然带来深刻的失落、危机和恐惧。他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出口，以及新的支点。此时，对于“他者”的怨恨诞生了。这个他者，正是前一轮民主秩序扩展的受益人以及民主党新进吸收的政治力量——如黑人、墨西哥移民、女性、LGBT群体等等。于是，一种主观的比较发生了；他者应得的权利现在成了我们不幸的根源。与“他者怨恨”继踵而来的，是格林菲尔德(Greenfeld)所说的“价值序列的重新排序”(transvaluation of value)，以期恢复心理而最终是政治上的平衡。因此，当我们看到被抛开被损害的美国底层，在60年代民主运动洗礼之后，竟然重投传统价值、家庭社区以及新世纪福音教派的怀抱，并以此建构自身道德身份的优越性，也就可以理解个中的逻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