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自焚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五年多来，受国内政治发展、地区形势变化、域内外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动荡中与最初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促进社会公平的浪漫期待渐行渐远。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动荡国家饱受战火和恐怖主义的摧残，埃及、突尼斯等政局趋稳的国家仍在艰难转型中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沙特作为相对稳定的阿拉伯国家如今也深陷财政赤字严重、恐袭风险上升、沙美和沙伊(朗)关系恶化等内政外交的多重困局中。阿拉伯国家的普通民众、学者、政治精英作为这场以变革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社会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或亲历者，对五年多来国家和地区经历的变化较外部世界有着更加直接和切身的体会。因此，考察变革主体对这场剧变的认知及其变化，较旁观者的视角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性质的认知 中东剧变以来，西方和阿拉伯学界、媒体给这场引发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多米诺”效应的政治社会运动贴上了各种标签。巴黎政治学院的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教授是最早以“阿拉伯之春”对这场“反专制革命运动”定性的学者之一。①此后，在西方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各类社交网站的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运动”、“阿拉伯叛乱”、“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主运动”、“阿拉伯风暴”、“阿拉伯海啸”、“阿拉伯大爆炸”等表述先后出现，并充斥于阿拉伯世界各大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上，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各阶层对这场政治与社会运动的不同认知。 首先，在学界层面，阿拉伯学者对中东剧变性质的认知反映出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价值观困惑与矛盾。 “阿拉伯之春”以极具象征意义的诗意表述，表达了作为运动参与主体的阿拉伯民众对实现变革和迎接美好未来的浪漫期待。然而，阿拉伯各国政治制度、国情、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抗议形式、主体、诉求和对象等方面的差异，使得“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等表述似存在以偏概全之嫌。学者阿迪勒·绥法提早在2011年就曾指出：“如果革命是指根除根深蒂固的体制、破坏现有统治结构、抹除昔日印记，我们便能发现，‘革命’一词只适用于当前的埃及，而非濒临内战的利比亚；民主运动只适用于突尼斯，而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视为民众叛乱和反抗。”②客观而言，中东剧变充分释放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矛盾，并在新的语言、身份、社交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表现形式。因此，有学者称其为“阿拉伯大爆炸”强调它是“集合了各种要素的事件，其政治表象掩盖了事件本身同历史、社会和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诸多特征。”③另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因揭露专制和懦弱、宣告耻辱和反抗而成为当代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也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逐渐沦为“血腥的冬天”，阿拉伯民众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最终成为国家统治者的是一群“政治掮客”，并特别强调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不在于统治者，而在于民族国家的崩溃和分裂。还有学者反问道：“就算巴沙尔和卡扎菲十恶不赦，但过去几年‘阿拉伯之春’到底给了我们什么?”④艾姆贾德·吉布利勒认为，真正的“阿拉伯之春”应是“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实现民主构建，通过新宪法，践行公民意识、公平和社会正义、尊重人权等理念；建立非依附型的阿拉伯独立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技和军事实力；结束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被占领状态；阿拉伯国家间建立更好的关系，使阿拉伯人建构起能够同地区和世界平等交往的阿拉伯地区秩序。”⑤ 在中东剧变最初的两年间，部分实现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局势反复动荡，尤其是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埃及，国家重建和政治过渡一度陷入困境。一方面，过渡政府在平衡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上缺乏治理能力和经验，阿拉伯国家固有的体制弊病更是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另一方面，民众仍习惯采用革命的思维方式来评判过渡政府的执政能力，政治目标设定过高，对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都导致民众对“革命”本身和过渡政府逐渐产生失望情绪，却被反对变革和改革的势力利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凸显出“示威游行的广场精神尚未深入人心”的现实。⑥社会结构根本性变革的持续性是衡量一场社会运动影响的重要标准，“阿拉伯之春”的变革止步于抗议运动的结束，局势的持续动荡导致民众对稳定与发展的诉求超越了“革命”初期对推翻旧体制的诉求。因此有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街头发生的并不是社会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系列社会事件或政治运动。⑦中东剧变的发生伴随阿拉伯地区秩序重构和多元价值体系的转型，阿拉伯学界对中东剧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价值观困惑与矛盾，其根源在于部分阿拉伯国家传统威权体制难以适应多元价值的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其次，在媒体层面，阿拉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报道所形成的舆论张力对局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助推作用。 在中东剧变初期，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传统电视媒体试图通过“煽风点火”式的报道来构建“革命”话语，尤其是半岛电视台对埃及解放广场事态的全天候直播报道，使其迅速占领阿拉伯世界的舆论高地，通过削弱埃及官方电视台的公信力来主导局势的发展。动荡国家出于维护政权稳定性的需要，不断加紧对舆论的控制，反过来又为这些媒体激化动荡国家的官民矛盾提供了契机。半岛电视台网站在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曾遭到黑客攻击，并迅速将矛头指向穆巴拉克政权，利用该事件号召埃及民众反抗政府压迫。 以“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依靠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等优势，突破了传统媒体相对封闭的传播体系和模式，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介的交互式传播来塑造公众对剧变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后不久，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玛·马哈福兹(AsmaaMahfouz)在自己的“脸书”主页发布视频，号召埃及民众上街抗议：“已有四名埃及人通过自焚来抗议过去30年来他们不得不遭受的侮辱、饥饿、贫穷和潦倒。四名自焚的埃及人认为或许我们也能像突尼斯那样来一场革命，或许我们也能拥有自由、公正、荣誉和人的尊严。……我制作这段视频是为了向你们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我们想在1月25日去解放广场。如果我们还有荣誉，还想要在这片土地上过得有尊严，那么1月25日我们必须去。”⑧新媒体虽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因缺乏政治议程的设置能力导致其难以在政治过渡时期主导国家的政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