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候选人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 Sr.)对即将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认为NAFTA一旦实施，就会发出“巨大吸食声”(giant sucking sound)，把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吸到墨西哥。尽管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惨败，但这个“巨大吸食声”的隐喻却流传开来，成为反全球化者宣泄情绪时的流行词汇。

       “巨大吸食声”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再次成为靶子。执政理念存在严重分歧的两位候选人在贸易政策上的观点却出乎意料地接近。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对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态度冷淡。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对开放美国市场的贸易协议也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NAFTA大加鞭挞，指责克林顿政府签署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条约之一”，甚至威胁要在美墨边境筑起高墙。

       在另一个现代国际经贸体系的缔造者——欧洲，反全球化情绪也在迅速升温。难民问题、安全威胁、财政紧缩、民主倒退等多重危机让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岌岌可危。英国脱欧更是对全球化的一记重击。在世界其他地区，贸易保护手段的使用也明显增加。在2015年的前10个月中，全球共出台了539个贸易保护政策，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值。①全球化似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

       全球化的“双向运动”和“三元悖论”

       全球化会逆转吗?匈牙利裔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从历史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②这部出版于1944年的专著被认为是研究资本主义兴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陆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和平繁荣局面。尤其是在1870年以后，由于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跨国贸易、资本和人员流动都显著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某些指数(如移民等)甚至超过了今天的全球化。由此开启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

       那么，为什么持续百年的经济繁荣局面会突然中断，并陷入了长达30年的危机和战乱中?波兰尼认为，在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这个看似偶然的危机事实上是必然产物。一方面，资本的扩张要求打破国家的界限，整合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并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全球化的冲击会让个人生活变得脆弱，对社会保护的需求增强。政府需要利用货币和信贷政策规避通胀和通缩，同时还应该干预劳动力市场，救助失业工人。因此，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只是乌托邦。经济运行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制度，且必须是相互嵌入(embeddedness)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市场整合力量最强大的时候，正是社会整合需求最大的时候。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脱节，资本扩张的进程就将中断，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

       波兰尼的理论指出了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的扩张如同一个不断拉伸的橡皮筋。拉得越长就绷得越紧，最后结果不是弹回就是断裂。尽管书中讨论的只是20世纪初的历史，但后来的学者却能不断从书中找到分析现实问题的灵感。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化逆转时期，全球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下开始重新整合。虽然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全球经济的萧条，但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由此逆转，反而在金融资本扩张和信息技术进步的带动下进一步推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如波兰尼所强调的，“双向运动”在市场力量强大时将难以平衡，史无前例的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这个橡皮筋是否已经拉到头了呢?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把全球化的强大影响力形象地比作“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一个国家一旦套上这件紧身衣，接受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就会经历相似的经济增长和政府权力消退的过程。而拒绝套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则会遭到全球资本的抛弃而陷入经济衰退。强调放松政府监管、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正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金色紧身衣”。

       上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弗里德曼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观点大行其道。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东亚经济体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受到了关注。世界银行于1993年发布题为《亚洲经济奇迹》的报告，为他们的“非正统”经济发展模式正名。不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贴上了“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标签，遭到大肆批评。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深陷债务危机的韩国、印尼和泰国提供经济救助，并且提出了缩减政府支出、放松政府管制等教科书般的结构改革要求。然而，剧情却又一次反转——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并无大恙，短期内迅速恢复并继续强劲增长，而IMF僵化的救助条款却遭到了广泛批评。随后爆发危机的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尽管早已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结构改革方案，但在危机的冲击下，其经济体制显得愈发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