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6)04-0078-06 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著作《毛诗正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经学、语言学、文学、考据学等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尚需对《毛诗正义》的结构体例和编撰用心等方面进行宏观考察，以期让学界对孔颖达的《诗》学体系的发生及其特征有一大致的了解。 自汉代以来，经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今古文之争、郑王之争、南北学之争，师法多门，义疏纷纭，章句繁杂，连经文也互有出入。在孔颖达看来，统一《诗》学就是为国家的教化和政治统治服务。对此葛兆光曾指出：“在一统的帝国中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经典与解释系统，这不仅对于知识与思想的清理有益，对于确定教育和选拔官员也有意义，因为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毕竟是确立每一个知识人的思想取向的基础，而选拔特别是伴随着实际利益的官员选拔，更是激励知识和思想取向的最有力的导向。”[1]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其现实功能，除了以政治手段保证其权威性地位之外，更主要的是凭其内在的学理引起人们的兴趣，否则只能沦为一种政治口号，难以成为维系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贞观之儒是以学术的统一，配合了太宗政治的统一，为李唐王朝在文化上确立了正统地位。就《诗》学而言，虽然《毛诗正义》没有具体的诉诸文字的理论体系说明，但它具有明确的体系建构意识，而且章法严谨，贯穿文本的始终。通过对《毛诗正义》文本及《五经正义》中其他经典注疏的梳理，我们认为孔颖达等人的《诗》学体系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一、宏观体系：《毛诗正义》在五经中的位置关系 《诗》学不是孤立的，《五经正义》是一个有组织的经学体系，《毛诗正义》与其他经学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我们应该将《毛诗正义》放到母系统中，考察其作为子系统的位置关系。 (一)从经学序列中来考察《诗》学的地位。六经的顺序不是随便排列的，有着深刻的寓意，因为“这在经今古文学家却是一个大问题”[2]。经学史上，六经序列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种排序方式。先秦至西汉今文经学家对此的排列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派的六经次第则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周予同认为，今文经学家是按六部典籍内容上的深浅程度而定其先后顺序；古文经学家则是以六部经典产生时间的早晚而定。廖名春[3]、王中江[4]认为，这种排序方式实际上也同六部典籍受重视的程度有关。无论是周予同的“内容深浅程度”和“产生时间早晚”说，还是廖名春、王中江的“受重视的程度”说，都有其深刻的道理，体现了人们对经学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由于六经与政治息息相关，学派的不同，以及随着时代的更替，六经的次序发生变化是必然的现象。初唐的《五经正义》则是采用古文学派的排序方式。对于《诗经》在序列中的变化，我们认为：《诗》从今文学序列的首位，而退居古文学序列的第三位，说明魏晋以至唐代，《诗经》的地位已经不如春秋到两汉时期那么重要。对于这一明显的变化，王葆玹曾深刻指出：“经学的系统，往往有一重心，此一重心又常转移或变更。在刘歆创建古文经学以前，经学的重心在于礼学，或者说五经的重心在于《礼经》。……而到刘歆创建古文经学以后，《周易》上升为五经之首，渐成为经传系统的中心，而《易》学则成为经学的重点。”[5]《易》学之所以成为六经的重心，这是因为刘歆不仅是以《易》解《春秋》，而且是根据《周易》来建立三统五行的帝王谱系了。[6]此后，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礼，魏晋至隋唐古文经学上升为“玄学化的经学”，即“形上学化的经学”[7]，六经逐渐形成形而上(哲学)和形而下(礼学)两个层面。王葆玹说：“按何晏、王弼的设想，经学可分为形上、形下两个部分，玄学化的《易》学处于形上，‘诗书礼乐’及《春秋》都在形下。”[8]在《五经正义》中，《周易正义》属于形上学的“体”，是经学中的哲学部分；《毛诗正义》和《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同属形下的“用”，属于经学中的礼学部分。王葆玹又说：“不论是经学中的玄学派，还是理学派或心学派……他们都坚持体用如一的原则，以形上学或形上的理念为体，以形下的礼为用，主张以体御用，因而使礼学或多或少地受到轻视，处于从属的地位。”[9] 我们还可以从唐代科举制来看当时对于不同经学的重视程度。《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云：“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这种大、中、小经的划分，从表面看好像是以篇幅的长短和字数的多少为标准的[10]，但实质上，却与现实政治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关。葛兆光说：“本来唐代人的主要依托是经学，而经典之学中可以直接推衍于社会、政治与思想的，又主要是春秋之学与仪礼之学，前者是以历史知识提供政治的合法化合理化依据，后者则是以仪式规则来清理社会的秩序。”[11]而明经与进士是政府选拔政治要员的主要方式，中举者将来都要充当国家运行的机器，所以，科举必然要考察经学中最实际的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大中小经排序和古文经的排序成大致相反的关系，根据上引《新唐书》，五经的序列是：《礼》《春秋》《诗》《易》《书》。其实，由于在大中小经内，《礼》与《春秋》并列，《易》与《书》并列，因此，我们不妨将它们排列为：《春秋》《礼》《诗》《书》《易》。如此，则与古文经的排序完全相反。这就充分说明，五经的古文经序列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序列关系：哲学的和实践的，它们呈相反的趋势。显然，在这两种关系中，《诗》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如果我们再将这两种序列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从受重视的程度而言，就像兄弟三人排行中的老二，《诗》好像是受冷落的了。 综上所述，对于《毛诗正义》在五经系统中的位置关系，我们大致有三点认识：第一，就哲学序列而言，《诗》学作为形而下的礼学部分，随着经学中心的转移，已经没有春秋时代断章赋诗、两汉以《三百篇》当谏书那么重要，其中心让位于形而上的哲学部分《易》学，在“体用如一”、“以体御用”的原则下，《易》学处于主导地位，而《诗》学和其他经学则居从属地位。第二，就实践序列而言，《诗》学属于中经，不如《春秋》学和《礼》学与现实联系紧密。第三，就受重视的程度而言，《诗》学在五经反方向的双层序列中，处于中间夹缝的位置，最受冷落，这就是初唐《诗》学在五经中位置关系的实际。因为，从五经本质来说，《易》为哲学经典，最容易发挥哲理；《书》为政治学经典，《礼》为宗教学经典，《春秋》为历史学经典，都能直接同社会现实和政治领域产生直接联系；而《诗》为文学经典，虽具形象和感情，却既少哲理性，又乏实践性；既不能为它经提供理论指导，又不能直接为政治服务。《诗》学地位的降落，却意外地凸显了《诗经》作为文学的本质，应该说这是《诗》的幸运[12]，是《诗》恢复本来面目的很好的机遇。而且，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的编撰者们充分认识到《诗》、礼、乐的间接性，是以“恩情相感、与民至极者”，是以情感人，以情化民，与《书》《易》《春秋》的服务于政治的直接性有明显的不同[13]。但是，《毛诗正义》仍想通过阐释义理，努力发挥《诗》服务于政治教化的经学作用。因此，孔颖达等就在经学系统中，为《诗》学体系的建构去寻找平台，极力攀附最具哲理性的《易》学和最富实践精神的《礼》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