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完美社会的空间叙事 今年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①问世500周年。就在同一年，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奉教皇之命，完成了犹太先知摩西的雕像(尤利乌斯墓地)。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如火如荼的岁月，但英国的都铎王朝，还沉浸于激烈的宫斗之中。莫尔使用希腊语词根，响应来自地中海的文化召唤，而在英格兰，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乌托邦现象。 莫尔所叙写的“语言乌托邦”叙事，向世人描绘出彼岸世界的迷人场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他完成了从“此在”到“彼在”的现象学跨越。他是诗人，以“神殿作品”“建立和显现大地”。②但这种叙事依赖话语(语词)的性质及其结构。莫尔的乌托邦起始于“金书”③的开启，结束于书页被合上的时刻。它被强悍的文字及其载体(莎草纸、羊皮纸、丝帛、竹简和竹纸等)所表述和传播，并拥有六条基本的叙事线索： 1.具有实存性的可描述空间：新月状的岛屿实体(第47页)，四周布满暗礁、高厚并带有望楼和雉堞的城墙(第58页)、拥有54座城镇，但却是农夫、农业和手工业的世界；城市街道民居宅和花园(第52页)，玻璃(第53页)与服饰(第53、59页)； 2.宗教：它源于犹太和基督教的伊甸园叙事，并且由“密特拉”教士和教堂作为精神核心(第103、108-114页)，把“对上帝的爱与敬”(第73页)视为精神核心； 3.制度：民主选举(第54页)、有限的权力(第90页)、公正守法(第92-93页)、公共食堂(第62页)、全民所有(第114页)、按需分配、平均享有(第43页)、公共福利； 4.伦理：德行，幸福感(第72页)、对金钱的鄙视(第39、67-70页)，寻求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第72页)； 5.严格的作息时间表(第56页)，用以控制劳动、休息和闲暇时间的长度与比例； 6.严厉禁绝妓院和饮酒(第65页)、赌博、屠宰业(第61页)和秘密集会，由此产生惩戒系统，它试图以劳役代替死刑，并可以因行为(德行)的改善而得到减轻和赦免(第86页)，而罪犯的辨认标记是被削去耳垂的有残耳朵。 乌托邦话语既是符合政治伦理的梦想，更是一堆未经证实的美学原则。所有这些乌有而美妙的事物，激励着这位英国先知的思想航行。但当他转而支持罗马教廷并反对英王时，他就面对囚禁和砍头的结局。我们被告知，这个人死于自由、独立和美的原则。他的头颅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仿佛在展示帝国的暴力。亨利八世就这样粗暴地碾碎了最美的柔弱事物。他的判词甚至比砍头本身更为嚣张无耻，它要求割去莫尔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在火中烧烤，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别钉在四座城门上。④这段凶恶的判词记录了16世纪政治暴力的极度黑暗。 二、乌托邦符号系统的空间本性 跟犹太人的故事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乌托邦符号系统，都具有显著的空间特性。语言乌托邦空间包括两种基本形态：第一种是共时性乌托邦空间，它试图在人类共同空间里找出一个平行、孤立、与世隔绝的异域，而这正是庄周的《逍遥游》、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的基本特征；第二种是历时性乌托邦空间，它试图借助时间错位和历史穿越，进入符合浪漫主义精神的异域，这是《旧约·创世纪》和儒家尧舜禹“三王叙事”的特征。莫尔描写了欧洲农夫的复杂理想，而中国农夫则在持续营造更为简单的“均田”梦想。 除了《三国演义》，四大名著几乎都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宗教小说《西游记》是典型的乌托邦叙事，它的全部笔墨都耗费在前往乌托邦“西天”取经的路上；《水浒》则是在夸耀造反者营造的山寨乌托邦；职业小说家曹雪芹的罗曼司小说《红楼梦》，架设出一个情爱乌托邦“大观园”，尽管它在高鹗的续写中沦为“异托邦”，但那座乌托邦花园，至今仍在闪烁着暧昧的情欲光芒。 美术史上还有过另一种乌托邦符号叙事，它是非语言性或弱语言性的，并竭力以图像方式作自我呈现。那些以冥想为主要修炼方式的宗教，如印度教、苯教、佛教和道教，大多拒绝以语言表达观想的结果。上座部佛教《金刚经》就宣称：“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⑤但大乘佛教试图修改这项基本原则，全力推动“禅观”的修行方式。它以洞窟壁画、曼荼罗(坛城沙画，主要指尊形曼荼罗和羯磨曼陀罗)和唐卡的面貌呈现，成为图像叙事的精妙代表。那些残留在敦煌洞窟里的壁画，充分展示出浮现于冥想中的奇异图景。 建筑学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进展，可能是乌托邦符号得以物化的重要途径。园艺家帕克斯顿采用温室装配工艺建造“水晶宫”，它以钢架和玻璃构成，其外形为简洁的阶梯状长方体，并拥有一个垂直的拱顶，气势宏大，是1851年英国举办首届国际工业博览会的场所，并足以成为近代工业乌托邦的华丽象征。这种玻璃与钢结构的乌托邦建筑，此后在整个欧洲蔓延，以致本雅明为这种景观所痴迷，竟以“巴黎拱廊街”为题，努力诠释这类建筑乌托邦样式。作为19世纪商业文化的梦幻意象，拱形钢铁支架意味着天堂神话中的轮回，而大面积玻璃能够接受来自上帝的光照。这正是弥赛亚式救赎的世俗象征。此后，建筑师们企图一直延续这种气势宏大的乌托邦叙事，如库哈斯的西雅图图书馆、路易斯·康的索尔克研究所等，并在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那里达到顶点。《时代周刊》盛赞后者“感性、神圣、异想天开、生机勃勃”，而乔治·奥威尔则抨击它是“世界上最狰狞可怖的建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