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5-0033-13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习近平主席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出以思想理论兴国的时代强音，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备受鼓舞。在透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及其发展时，他特别指出“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的时弊②。这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反思、自觉祛蔽的深层问题。 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国际作用的日益彰显，文化软实力“欠硬”现象与之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深具东方特色、获得全球公认的成长性和普适性“中国话语”的长期匮乏，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值得忧思的一种现象。这种富有创意的“中国话语”之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目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制约社会潜在思想创造力喷发的“瓶颈”之一，更是直接影响到作为“经济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应有话语权的发力。而软实力不“硬”，硬实力则“软”。因此，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反思传统话语范式之“弊”、探讨话语表达如何深度创新，当对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新发展乃至当前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不可低估的多层面的积极意义。 一、“话语”溯源与“思想中国”的价值内涵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博弈的特定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政界和学界持续关注作为高频度术语的“话语”。对“话语”的关注和对“话语问题”的焦虑，当然不仅仅是因“话语”作为一种语词本身，更是因为“话语”所承载的意义及其派生的影响人类思维流向的“话语权”消长。既然“话语”是一国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 of cul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话语的持续生产、创新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散，则标志着该国文化软实力的深远成长趋势，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型智库普遍重视“话语”的生产和输出。这种情形，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应当而且必须重视“话语问题”的宏观全球战略背景。任何“新话语”的产出及其渐进性传播，自然同时形成某种新观念乃至新思潮的勃兴及其盛行，助推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即“发展性思维”的可持续走强，从而对特定时代的文明成长和社会兴盛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层影响。“话语”更新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思想成长和发展的缩微史。这种情形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知识和思维更新周期的空前缩短而日趋显著。因此，只要怀抱振兴中国文化的伟大梦想，就不能不正视“话语问题”的严峻性、不能不焦虑“话语创新”的紧迫性。 2013年8月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③。这在当时思想理论界激起很大共鸣，并引发哲学社会科学界反思“话语问题”的新风潮。之后，在12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中宣部领导从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神出发，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圆“学术自强梦”而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明确纳入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之中④；这次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时从中外文化博弈、改变西强我弱的战略高度阐释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国际学术文化交往中的话语权问题⑤。这些引人关注的新近事实表明：在近年学界自发内省和研讨的基础上，党的领袖和职能部门的领导正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开始自觉引导对“话语问题”的重要反思和建设性前瞻。一段时期以来，“话语创新”之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积极效应持续发酵，甚至形成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思维观念和不同辈份学者竞相争开纾解“话语之忧”药方的热闹景观。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迅速演进，从中央领导到专家学者早就开始形成对话语表达到思想观念创新的深切期待。早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⑥尤其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达成一种不约而同的殷殷共识：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某些传统话语和不相宜中国国情的某些外来话语及其表达范式，已经成为一定程度上制约哲学社会科学思维创新的桎梏性“瓶颈”，并导致理论学术界悄然滋生的那种“创新焦虑”症不时蔓延。当然，与此前不同的是：近期浮现舆论界的“话语之忧”，昭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界关于理论创新与学术探险的建树意识更加自觉。因此，从国家文化创新性发展、思想进一步解放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对话语“创新焦虑”的积极意义显然应当格外看重并珍视。 “话语”(discourse)原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思想交流而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但是，显然“话语”不只是停留在语义、语法和词法层面上的语言学的专门术语；作为最初是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核心词并后续扩展为西方哲学思想界学术表达的流行词，“话语”已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中静态的“语言”(Language)或动态的“言语”(Parole)，而构成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元论的自觉超越。作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福柯首提的专门术语并得到回应和传播的“话语”，更多蕴涵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这种意义，源自语用学关于话语产生的环境(situation)或语域(register)的若干基本元素：即生成话语“意义”(meaning)的话题、时空背景(情景)、交际意图与交际主客体的关系⑦。换言之，“话语”的意义是由一般语词语义与特定语境交互融合后而生成的，是话语主体与客体动态关系的精神产物。这样，“话语”主要是哲学思想研究中“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语用学”而非“语义学”的一种概念。正因如此，在福柯阐述语境中，“话语”与动态“陈述”一词紧密相连⑧。从中表现出在历史演绎中研究主体对思想意识不断探秘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