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描述可谓汗牛充栋。一部中小学教材沉痛地写道：“创巨痛深的农村，完全走上死亡的尖端(原文如此——引者注)，这是何等严重的现象呀!”①邓飞黄指出：“遭了八十多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中国农村经济，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万劫不复的境地了。”② 许多学者多把现代工业打垮手工业列为乡村危机的原因之一。余霖(薛暮桥)写道：“都市工业品侵入之结果，使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破产；农民之收入，因此大减。”③费孝通的调查认为，现代缫丝工业兴起后，挤垮了农民的家庭工业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了1840-1894年洋纱、洋布排挤土纱、土布的过程⑤，1895-1920年“农民家庭棉手工业的进一步破坏”的过程⑥。丁日初等学者认为，上海手工纺织工业自清光绪中叶起已走向下坡⑦。上述学者的看法，多囿于当时经济方面的数据。实际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最好表述，可以通过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来作出全新的观察。 学者所述的危机大量发生在江南地区(主要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南浙北)。有人写道：“江苏农民，早已由天堂而入地狱。江苏最繁华区域之无锡，亦时时发生抢米风潮。”⑧众所周知，江南是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地区，人们不禁要问，时人所述的乡村危机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总的说来，像江南这类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产业日新月异，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益处，事实上得到了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加之这里较多的公益组织、良好的社会福利，与传统农耕区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在1929年以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发生大萧条，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乡村经济作物的价格大幅下跌，农民收入锐减。这也是危机论者强调较多的方面。 显然，危机论者强调江南地区的乡村危机，既有工商业暂时性萧条的历史事实，更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考量。马克思认为，小生产“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⑨，这一论述是当时左翼学者对中国乡村家庭经济破产的终极解释。 其实，江南乡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不是廉价的资本主义工业品对手工业制品打击的结果，而是较高的资本主义工厂工资对乡村劳动力吸引的结果。嘉定县方志称：“自交通便利，各工人受雇于上海者日多。本地几供不应求，故工价逐渐增涨。”⑩南汇县“各乡镇渐讲育蚕，近日工厂林立，妇女多务织袜、织巾”(11)。张艺新、沈毓庆等人1900年在川沙县开设经记毛巾工厂，“招收女工，一时风气大开”(12)。 工厂纷纷设立，招收的工人动辄成百上万。杨树浦大纯纱厂南、北二厂共有工人数千名(13)。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达1000人，男女工友约3500人，各省分支馆局职员、工友1000余人(14)。宝山华丰纱厂和永安纺织公司第二纱厂两厂工人数达5000余名(15)。1919年，“上海一隅，各业工人数达二十余万”(16)。据上海农村居民在1929年的回忆： 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17)上海农村那些进厂工作的妇女，原来多是农村的手织者(18)。像真如地区，“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棉，多习纺织。……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19)。宝山县，“向恃织布，运往各口销售。近则男女多人工厂”(20)。川沙县“向以女工纺织土布为大宗”，“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21)。众多的手织女工被吸纳到工业中来，江南乡村手织业焉能不衰落？ 工业的发展，使“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财富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些有职业者，基本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田少者，或作工艺，或种种杂贩，亦能自赡”(22)。因此，江南乡村手织业的衰落，不但不是农村破产的表现，恰恰是乡村获得跳跃式发展的证明。据对上海纱厂工人的调查，有地家庭每年从土地获得的收入每亩为3元，但家主一人的年薪可达432元(月薪36元)(23)。据对上海农村的调查，各农家来自工业的收入相当于农业收入的2.48倍，相当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2.55倍，相当于农业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1.26倍。在家庭收入中，工业收入已居主导性地位(24)。 另外，从晚清维新思想家开始，许多学者把中外买卖方双赢的商业视为你死我活、你胜我败的经济战争或零和博弈，是以“商战”理论长期主导中国的政治经济行为。1932年6月7日，在上海国货展览会开幕典礼上，代表实业部的国际贸易局副局长何炳贤所作的训词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商战者的思维。他称：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军事战争；另一种是商业战争，“这种敲精吸髓、杀人不见血的商业战争，是百倍、千倍惨过军事战争。军事战争的失败，是政治上的亡国，我们还可以徐图恢复。商业战争失败，就是经济上的亡国，这就是万劫不复的”。外国企业家在中国获取的正常商业利润，被视为远比从中国抢劫财富还要恐怖，甚至被视为农村破产的肇因：“我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年年都是入口超过出口。……但是这笔款子，是流到外国去了。所以弄到我国的农村破产、工业凋零，商业更奄奄一息，完全在帝国主义的鼻息下生活着。到了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破产地步了，我们快要经济亡国了。”(25)这种商战理论，与后来冷战思维实有异曲同工之处。直到今天，学界已对后者作出了较多的反思，但对前者则大多奉之若素，因此有必要指出，二三十年代的国际贸易绝非中国乡村危机的祸首。相反，不管是出超还是人超，外贸都对中国乡村的商品流通、货币增加、劳动力调配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国际市场隔绝的农村地区，所受的危机只会更加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