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作品保存和流传的重要形态，小说选本的意义不仅仅是作者的作品集，而且蕴含着选者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和欣赏趋势。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沈从文的选本更是层出不穷，但是沈从文小说的选本研究却始终是沈从文研究的薄弱环节。实际上，从选本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读者接受、代表作的选择还是思想内涵的阐释上，沈从文小说选本都呈现出一种不完全统一也非彻底分裂的“错位”现象，对这种错位现象的深入探究能够在作品、选本、作家写作风格、社会风貌等方面搭起桥梁，起到延展、拓宽的作用。 一 审美错位：沈从文小说选本的“接受” 小说选本的“接受”是作者与读者不断磨合的过程。审美上所存在的差异性，最终产生两者的“错位”关系。比如鲁迅的母亲相比于鲁迅的作品，反而更加偏爱张恨水的小说，“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①鲁迅的母亲认为张恨水的小说更符合自己的认知，但鲁迅则认为写作的目的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显然两者在审美意图上有所“错位”。这种“错位”在沈从文身上同样存在。 “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30年代，已经拥有广泛影响。”②这是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而从小说选本的情况来看，“仅仅1928年至1929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就遍布他的文学产品。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分别出版了他十多个作品集。”③而30-40年代，沈从文共出版了近20部小说选集。从五四新文学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沈从文共出版了33部小说选本。 沈从文的第一部多文体作品集《鸭子》作为“无须社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内收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共30篇。小说共收《雨》《往事》《玫瑰与九妹》《夜渔》《代狗》《腊八粥》《船上》《占领》《槐化镇》9篇，全部以作者家乡湘西的边地生活和军队生活为背景和题材。当时就有论者认为“本书所集的虽不是著者最好的作品，却还是能代表他的作风的一般”。“他的小说的主要的特点就是细腻，因为他专能在小地方着笔。”④尽管也有论者认为他这时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思想的青年”，作品“内容是极其空虚的，多大半像些片断的印象”⑤，但同时也承认“……当我读着他的最初的作品《鸭子》时，所得到的印象……他的文字却是单纯的”⑥。而1928年《雨后及其他》的出版，则引起争议不断。“只要一看这位作者的《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以及《雨后》一书里所收集的其他小说，我想无论任何读者，都可以看出这位作者在描绘那样无聊的事件上是感到怎样的兴趣，并且可以理解了他的思想是怎样地不正确而缺少根底。他就在描写一幅田园风景里，他都要加以‘性’的点缀。”⑦读者对沈从文作品的某些风格予以认可，却相对忽视另一部分作品。不难发现，至今对沈从文的评价中，仍充斥着“朴实”、“诗意”、“浪漫”等字眼，这正是审美视角上的一种“错位”。恰如沈从文自己所言：“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⑧ 值得注意的是，30-40年代，这种“错位”逐渐趋向平衡，此时出现了不少以他本人名字为选本命名的现象，如《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从文小说集》《沈从文选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杰作选》。这些选集中，无论是自选本，还是他选本，都没有收录争议极大的《雨后及其他》选本中的作品。可见，沈从文对这种“错位”虽并不认可，但从“接受”的角度来说，却也不再选入产生“错位”的作品。同时，通过两者磨合、平衡的过程，一方面增加了作者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对作家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影响。 二 代表作错位：沈从文小说选本的择选 小说选本存在由作者本人或他人进行编选之异，会导致两者择录作品不同，最终产生代表作品的“错位”现象。这与“胡适删诗”事件中，对于《礼》一诗，“在胡适，肯定是有感而发。可鲁迅出于对诗歌特性的理解，不主张将此诗收入”⑨有着类似的情景。 沈从文小说选本中代表作品的“错位”现象明显，主要可从两个角度入手分析。其一，从时间节点出发，沈从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随着作品可选择性的增强，选者之间对于“代表作品”的认知最易产生“错位”。其二，从作品认可程度出发，《边城》作为沈从文现最被认可的“代表作品”，其在小说选本中的出现频次并不高，通过这一现象对代表作品的“错位”进行分析。从时间节点角度来看，1949年以前，在沈从文的自选本中被收录频率最高的作品依次是《龙朱》(7次)、《扇陀》(6次)、《如蕤》(5次)、《八骏图》(4次)。而在他选本中，入选频率最高的依次是《夫妇》(12次)、《蜜柑》(7次)。自选本中的《龙珠》与他选本中的《夫妇》，正是一种代表作品“错位”现象。 沈从文对“龙朱”是极为喜爱的，不仅“龙朱”的名字在《月下小景》《神巫之爱》等作品中被反复提及，每次登场均大受赞扬，而且沈从文为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便为“龙朱”，可见对其的推崇。而其他选家对于《夫妇》一文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抓住了文中“微凉的讽刺”和“深刻的反省”⑩的内涵。换言之，沈从文与其他选者在选本入选的标准上有“重内容技巧”与“重思想深度”的差异。《龙朱》里包含了浪漫的英雄美人故事，峭拔超凡的想象、机智幽默的对话、辞藻华丽的情歌，无一不透露出一个民族“奇风异俗的动人色彩”(11)，这符合沈从文自身创作的初衷，即“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份的城镇及几百大小水码头给我留下人事哀乐、景物印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效果”(12)。而《夫妇》中，其他选家所看重的是“通篇弥漫着‘笑的泪’，沈从文的执着处、或可说他艺术手法的别致处，在于笑与泪共存”。以1936年上海仿古书店出版发行、少侯编的《现代小说选》为例，在收录了《夫妇》一文外，同时还收录了鲁迅的《故乡》、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人力以上》等作品，所选作品均透露出一丝人性的悲凉与黯淡。不仅仅是沈从文，其他作家也存在类似的“错位”现象。“在日本最早翻译的郁达夫小说不是他的代表作《沉沦》，而是在中国国内没被关注的《过去》”，相比于《沉沦》，“《过去》仍然是最多选录于作品集的作品”。(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