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症候”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治与文化重心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烛照固然使得昔日城市的资本主义繁华无处遁逃，但作为传统藏污纳垢的所在，解放的城市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相反，在革命宏大话语的裂隙中，城市“消费主义”的残余依然猖獗，它充满诱惑的面孔“幽灵般”地呈现，给“革命之后”①的城市日常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焦虑。 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谈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转型，即从“解放政治”转移到“生活政治”。借此理论研讨中国革命向“革命之后”的转轨似乎有所启悟。在吉登斯那里，“解放的政治”指的是某种“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业已牢固建立起来的公正与平等是其理念的基本特征。这无疑应和了“无产阶级革命”所提供的“解放”叙事脉络。然而由于紧接而来的革命成功，因此在秉持“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吉登斯看来，“历史并不服从于奴隶主——奴隶的辩证法，或者说，能够发现只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情景下才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解放的政治不可能是事情的唯一的一面。”②在他的论述中，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特征的“解放政治”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对象”，以“乌托邦现实主义”为旨归，他一方面分析了解放政治所必然导致的“现代性危机”，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综合考虑现代性后果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全新的方式以实现解放政治的目的。这种全新的方式就是“生活政治”。“生活的政治”，或称为“自我实现的政治”，指的是“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个人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超越左与右》中，吉登斯对“生活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论述。他认为，“生活政治”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政治；它涉及的要素遍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的领域非常宽泛，它是认同政治、选择政治。“生活政治以及与之有关的争论和斗争，是关于我们如何在一个一切都曾经是自然的(或传统的)而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要被选择或决定的世界上生活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它牵涉到我们既作为个人又作为集体应如何生活于这样一个世界中的问题：在这一世界中“过去通过自然或传统来加以确定的事情现在则取决于人们将如何作决定”③。 在此，借用吉登斯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轨，大体描述出从现代中国从“革命”到“革命之后”的政治生活变迁的轮廓。尽管这种“中间偏右”的政治路线，让人遥远地想起列宁、卢卡奇所激烈批判的“第二国际”的面貌，但也终究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激进政治”的困境所在。坦率而言，“生活的政治”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市民社会”或“消费城市”价值观的重新崛起，同时也意味着对革命政治伦理的忘却和否定，它所指向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远景本无可厚非，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生活政治”的意念却极为危险地意味着某种“僭越”与“反动”。其间包含的焦虑和紧张，有关革命伦理所展开的背叛与忠诚的故事，无不指引着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动向。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消费城市”的衍生物，1960年代的话剧作品《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所刻画的城市日常生活与市民社会的消费记忆，及其对彼时革命意识形态的干扰，值得人们认真分析和讨论。 在一篇分析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文章中，唐小兵曾尖锐指出：“和《年青的一代》一样，《千万不要忘记》的‘新’，正在于剧本隐约地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④借用吉登斯的理论，这种“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便可以视作革命成功之际，由“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⑤的转型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焦虑。作为一部城市题材的话剧作品，《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你健康》)延续了城市作为“可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存处所”的传统。在这个作品中，电机厂青年工人(无产阶级)丁少纯，新婚后受到曾是鲜果店老板的岳母及妻子(资产阶级)的影响，开始讲究吃穿，借钱买毛料衣服，并热衷于下班后打野鸭子卖钱，以致劳动时注意力不集中，险些酿成事故。这部“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传达了时代的脉搏”的剧作，极为明显地突显出“革命之后”“日常生活”的严峻意义。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一文中，作者丛深曾满怀深情地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缘由，一直以来，他都有一种颇为“天真的”想法，即“以为建国以后的孩子，将在红色的环境里长大”，“再不会有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等的旧思想了”，“他们可以成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了”。可是正如他所说的，“这些年来生活里有些现象证明我当初的想法太简单了”。因为，他已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症候”，即无产阶级工人们，那些“年青的一代”，在“公共领域”中接受着社会主义教育，却在“私人领域”却承受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袭”。这也便是“日常生活八小时”的特殊意义所在，它赋予了“没有枪声，没有炮声”的生存环境以严重的阶级斗争性质。 二、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危机 关于“日常生活”的暧昧含义，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曾这样说道：“无论它的其他方面是什么样子的，日常都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容许任何约束力的存在。它四处逃逸。”⑥在其看来，似乎“逃逸”的姿态就是“日常生活”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面貌。同样，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其著作《消解文化》中也探讨了“日常生活”这个词。他指出：“日常生活又似乎只是一个多余的范畴，所有不符合正统思想、令人反感的鸡零狗碎都可以扔到里面去。”在他看来，“冒险进入到这个领域，那就是要去发掘以明显缺乏条理性、特别排斥理性概念化为根本特征的生活的某一个层次。”⑦这就说明，“理性主义思想不可能适当地为日常提供空间，日常恰恰就是在理性主义千方百计地试图穷尽世界的意义之后残留下来的那些东西。”⑧这也就是特里·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理性殖民化”所无法抵达的“感性”空间。正是面对着无法抵达的“感性”空间，“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陷入了深深的“日常生活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