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数不胜数。即便以铺写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为叙事内容的小说而论，至李洱出道时，这类作品也已多到可以“春色满园”喻之。然而，即便如此，李洱仍以一个怀疑主义者独特的目力、敏锐与辨析，另辟蹊径，写出了不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使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成为“满园春色”的“出墙红杏”。 局内人的午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所谓日常生活领域，指的就是以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交往言行为主要内容，与公共社会活动、精神生产相对的私人活动领域。“日常生活”与其他生活相比，有多变性、驳杂性等相对突出的特点，它是琐碎的、繁杂的、庸凡的，参与的人物及其活动场所也都是多样的、变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始，因历史刷新，社会转型，个体言说的时代到来，追求“整体性”的形而上的写作方式、服膺于巨型公共话语的堂皇叙事都被审慎地割弃，以“新写实”为标志，无序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作为新的写作生长点萌芽滋长。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它更是以忠于内心、追求个性的名义被推为一种风潮，得到过诸如“新体验”、“新存在”以及“个人化”等多种急切的命名。至少，那时的李洱也认为，对繁琐、细碎的“日常生活”的书写是“贴近个人经验，逼近存在的真实困境”①的。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题材也在经过漫长的七十年奔跑后，终于真正踏入日常化、个人化书写阶段。李洱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作，便在这样的文学风潮的感应下，紧扣“日常”，努力呈现不经摘择的生活与人物面貌。与李洱同时代的作家，着笔于“日常生活”及知识分子题材者众，其中如刘震云、阎连科、格非、阎真、张者等还写出了不凡之作。李洱所以能成为其中翘楚，显然有妙手施于其间。 简略地说，刘震云、张者、阎真等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是知识分子迈出身份场域之后，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场域，与普通大众生活场域的规则相撞击、相矛盾、相磨合而产生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是融合了知识分子场域和普通大众场域等各种场域的“日常生活”，它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精英生活与场域外的世俗生活在价值观念、精神模式、行为逻辑及道德情感等方面的龃龉、冲突、碰撞或错位，较为集中地表现了知识分子迈出象牙塔之后，两种不同场域交叉之后，理想与现实交织之时，产生的一种生存困境、精神失所、道德失据和价值虚无。 比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伊始，还有着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与浪漫。但一地鸡毛式的“日常生活”很快从内到外、全面地消解了他所有的独善冲动与诗性想象，通过排队买豆腐、囤积大白菜等庸常的生活程序，使他很快就沦为趋炎附势、贪图便宜的庸众。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迅速被小市民意识取代，生活的焦头烂额使他们忙着生忙着死，已经无暇顾及学问，更无暇顾及精英身份，只能抛弃知识的光环随波逐流，在挤满吃喝拉撒的生活泥沼里无谓挣扎，沦为庸常。同样的，阎真的《沧浪之水》、方方的《行云流水》、张者的《桃李》都把目光投放在知识分子庸常的世俗生活中。这些小说主人公，作为知识分子，刚刚走出象牙塔，面对世俗现实，一开始都有些高傲，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无措感，但精英之气很快就被生活的琐屑打磨殆尽，渐渐完全沉浸在琐碎的柴米油盐、鸡毛蒜皮、钩心斗角、斤斤计较、阿谀奉承之中，并且最终无一例外地沦为庸俗的小市民，掌握了在生活泥潭中应对自如的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在这些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都是知识分子走出了自己的场域，活动在不同社会层面的各种场所，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并且渐染着他们的各种习惯与处世方法。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走出了自己的场域，他们每天忙碌的不是学术不是知识，而是柴米油盐饮食男女，这些事件在价值层面上都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内在规定性相悖离，这样的“日常生活”明晰地揭露了知识分子场域和大众场域的矛盾与冲突，反映了知识分子融入大众日常后的种种困境以及被庸俗同化的命运。 与刘震云们笔下的“日常生活”不同，李洱写的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只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日常，这样的“日常生活”与普通大众场域没有太多直接的接触与关联，里面没有柴米油盐的尴尬、没有为大白菜斤斤计较、没有疲惫繁琐拥挤的生活空间，他们使用的语言仍然是精英化的语言，发生的事件还是知识分子场域内部的事件，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保有一定距离，不融入，也不被打扰。李洱所关注的是被现实拒绝从而游离在外的知识分子荒诞的生活状态，是知识分子一边回不去曾经的象牙塔一边又融不进当下现实的迷茫无措感。 比如《午后的诗学》，小说用很细碎的笔法，展现了诗人费边忙碌又虚无的日常生活：费边在广场朗诵诗歌；邀请一群诗人朋友聚会，开始在朋友家的客厅，后来人多了便到外面废弃的工厂，后来人越来越少，费边便提议去他家；诗人朋友们在他家谈诗谈文学；想要办杂志，为杂志命名各抒己见，最终不了了之；与校园歌手杜莉相互勾搭贫嘴到结婚生子；与韩明争权夺位；与杜莉一起参加陈维驰婚礼；和靳以年各自清高，彼此不屑；接待杜莉前男友……李洱描写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都是在其圈子之内，知识分子所有的交际活动也都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件，且常以知识分子讨论哲学文学等“高尚知识”来填充叙事缝隙。同样的，《抒情时代》写了三个高级知识分子淫乱的情爱生活：袁枚是大学副教授，背地里与莉莉发生关系，得知莉莉怀孕出走，无心讲学，四处寻找莉莉；医生赵元任借给朋友张亮妻子吴敏看病之机，与之乱搞关系；张亮不顾妻子失踪，趁借车之机勾搭上马莲。《导师死了》以平淡的口吻，叙写了“我”的导师吴之刚教授进了疗养院之后所发生的各种荒唐的事件：参加学术讨论会谎报成绩、发现妻子缪芊偷情、与老教授女儿常娥相互勾搭……李洱有意地将叙事焦点限定在知识分子场域内部，展示知识分子的“日常”是如何无聊、破碎、荒唐甚至污浊的。他跟刘震云等强调世俗生活对知识分子的价值消解不同，他并不将这种价值消解的责任全部或部分地推诿给世俗生活，而是极力指出，即使是在相对隔绝、独立和“自律”的境遇下，知识分子场域早已自我腐化、价值失效了。换句话说，李洱想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场域的乌托邦性质，不是被从外部攻陷的，而是自我解构的。中篇小说《遗忘》便极尽了知识分子场域的某种不可理喻：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历史学家侯后毅为了证明自己就是传说中的后羿转世，命令其弟子动用全方位的考察、记载以证实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于是这帮精英们开始了一场荒谬的“求真”之旅。这一场“求真”本身就带有极强的荒诞性，与其说是一场“求真”，不如说是他们为各自的私心寻找偷情的借口，这使得以知识、学术为主体内容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以及以“求真”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角色规定，统统陷落，沦为笑柄。李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如《夜游图书馆》《朋友之妻》《平安夜》《悬浮》《儿女情长》《白色的乌鸦》等，都是对知识分子场域之内的“日常生活”的精到描摹，他很少涉及知识分子场域之外的人与事，而是单把关注点放在知识分子场域之内，在这个场域内，知识分子们不必为市民化的底层生活所累，但他们在优裕、富足、闲适的日子里却始终纠缠于比“底层”更形而下、更缺失意义的人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