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你好! 你研究张承志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很快就要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翻看出版社寄来的大样，感触良多，随手记下了一些零散的想法，希望和你分享。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2016年第2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香港作家彦火对茹志鹃的访谈和通信，这次访谈是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做的。当时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应邀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同一届的华人作家中，还有台湾的陈映真和七等生、香港的彦火等。由于王安忆后来发表了《乌托邦诗篇》这样有影响的作品，大家都比较关注陈映真与茹志鹃、王安忆的相遇，文倩最近写的那篇《茹志鹃、陈映真与王安忆的渊源与文学影响考察》(《文艺争鸣》2015年12期)对此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从《上海文学》发表的访谈和通信来看，茹志鹃也与同时访问爱荷华的其他作家如彦火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这次访谈中，让我感兴趣的是，彦火问茹志鹃为何当代中国文学“好像还没有出现过像‘五四’时期那么重要的作家”？茹志鹃回答说从青年作家中极有可能产生“重要作家”，“例如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已经开始露出锋芒，将来的发展不可预料。他是个学者，搞地质的”。茹志鹃为什么在1980年代初期就这么推崇张承志呢？蔡翔老师曾经回忆，“李子云老师是有一种‘少共情结’的，那不仅是一种有关青春的记忆，而是涉及信仰、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她特别喜欢和推崇张承志的作品，而张承志对李子云老师也是非常的尊敬，总是称呼她为‘子云大姐’。张承志每到上海，他们总会一聚，我不太清楚他们会说些什么，但我想，那可能也是一种两代人之间对‘少共’精神的理解。”(《到死未消兰气息》，《书城》2009年8期)而张承志自己也说过：“上海对于我比外国还陌生。我去上海从来只停三五天便急于离开。但哪怕只停两天，我也一定去看子云大姐。甚至还要去上海的原因之一，即是因为李子云大姐在那儿住……她对我多次讲过：她对自己青春立志投身革命的选择，一生从未后悔。我与她之间的几度交谈，每次都涉及了这个题目。但每当谈及拜倒于西方价值的人与作品，子云大姐总是说：‘他们不懂，对那些我们早已了解，我们早已选择过了’。”(《她们那一代知识女性——悼李子云、苏予》)我想，按照蔡老的说法，同在上海，同样具有“少共情结”的茹志鹃喜爱并推崇张承志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访谈中，茹志鹃看好张承志，是因为她认为，“从学术上来分析，1930年代的一批老作家，他们又是作家又是学者。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是作家，但我们不是学者。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青年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所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中，学者很少。而青年一代可以弥补我们这方面的不足”，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张承志，他既是“作家”，也“是个学者，搞地质的”。 说张承志是“搞地质的”，不知是彦火记录时的笔误，还是茹志鹃回答时的口误。无论是他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发掘，还是后来进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开始进行新疆的民族和历史调查……虽然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地质”有关——张承志曾在《文史》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即《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后收入《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不只是利用了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自以为“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不料却受到导师翁独健先生“整整一小时的训斥”。(《为了暮年》)——但更合适的描述似乎应该是“搞地理的”。尽管那时《北方的河》尚未发表，茹志鹃不可能领略到小说中的“我”对“地理”的沉迷：“对，他心里说，挑选这个专业是对的，地理科学。单是在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就使他觉得心旷神怡。汉语专业无论怎么好，也不能和这个比，这才是个值得干的事业。我就选中这些河流作为研究方向，他暗暗地下着决心。”可我猜想，她读着《黑骏马》这样真切深情地描述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小说——“它不是爱情题材小说”，“它描写的是在北国、在底层，一些平凡女性的人生”(《初遇钢噶·哈拉》)——心中念叨的一定是活生生的“地理”，而非冷冰冰的“地质”。 从“地质”到“地理”，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背后却蕴含着“态度”的某种根本转变：不仅远离所谓“客观”与“中立”，而且拒绝一切“理论先行”和“概念优先”。就像张承志后来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中说得那样：“一个叫作‘调查’的词正在流行。是的，这个词汇已是天经地义的科学术语，无论它怎样与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地保持着傲慢的界限。与之孪生的另一个词是‘田野’。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对这个术语更熟悉的考古学界，还有地质队员并非如此使用这个词汇。在我们守旧的观念里，只把地层、探方、发掘工地，把相对于室内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称之田野。我们从不敢对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这个术语来表述。”既然警惕“调查”，区分“田野”，那么“地理”必须处理的“一个巨大的命题”，就是“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张承志以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部落接纳为“养子”为例，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并且企盼“人文地理”“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回归求知的本来意义。首先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