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通信的缘起 “现代派”问题通信风波，因高行健《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以下简称《初探》)的出版及其所引发的争议而起。1981年9月，高行健的《初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据时任花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苏晨回忆：“(当时)由于我思想有些保守，还是怕有积压名声不好，第一次印刷只印了1.7501万册，书店很快销售一空，12月第二次印刷才印到3.5万册。后来还有再印，印到多少我已经记不得。”这本只有九万多字的小书的前身是“文学创作杂记”，“一部分曾先在也是由我创办的《随笔》上连载，一时很受欢迎。已故著名老作家叶君健教授先后写了几封信给我，建议出书，这才停止连载出版单行本”①。“此书如能再版，说明它已经起了一些影响。此间(苏按：指北京)完全买不到。据说北大有些学生想买，也无办法。”不久，就在计划再版的前夕，叶君健寄来了经过仔细校改的《序》和全书，书中附有一封信：“有许多朋友向我索此书，我在此无法买到，如你们能再送我几本，我可付钱。”而高行健本人于1982年4月20日给苏晨的信中亦印证了其火爆程度：“这本书已引起相当的注意!特别受到中青年作者和编导的欢迎。文科大学生中间也纷纷在找这本书，但在京买不到。不少地方要我去搞讲座……”②可见，《初探》在当时畅销的程度确实已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叶君健对《初探》评价颇高，认为它有填补空白之特殊意义，“很有参考的价值，也给我们打开了一面窗子。这样的书还没有人写过，书中所提出的有些问题(作品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对作品的重要性问题)，过去也很少有人加以思考和研究”，这“无疑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对于从事创作的作家们想必更是如此，对于文学批评家们，同样也会引起高度重视”③。 然而，《初探》在读者和文艺界、评论界的反应中却陷入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此书虽一度热卖甚至脱销，但主流“评论界则保持沉默”，这让作者颇感意外。1982年4月20日，高行健在给苏晨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当时评论界“沉默”的困惑不解。“《文艺报》约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章《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也终不见发出来。王蒙就这本书写了篇给我的公开信，在这一期《小说界》上据说刊出，我尚未见到。刘心武为此写了篇大文章将在5月号的《读书》上刊出。此外，收到费礼文同志来信，说《上海文学》将组织讨论，希望我参加，尚不知文章何时出来。”其实，高行健最希望的是此书能够引发人们的热议，以期作为革新旧文学传统(尤“十七年”“文革”文学)的爆破点。他虽然对评论界的反应有些失望，但仍充满了期待，“这些文章如果都出来的话，我估计会有一场讨论的。我也希望如此。为配合这场讨论，我那本小说集如果能顺利出书的话，就更好了”。而高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当时文坛封闭、停滞、保守状况的不满，以及心中那股除旧布新的急切冲动：“最近刚搞定一个剧(苏按：指《车站》)，现等剧院查委最后拍板了。”“只要这个戏一旦上演，我也准备提出套新的戏剧观念……利用戏剧学院让我搞讲座的机会，准备点讲稿，将来作为文章发出来。在中国，要想作点新鲜的尝试，实在是太吃力了。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古老了。”④此前，在理论的创新、阐发与创作实践层面已经做了较为充分准备的高行健，正踌躇满志、蓄势待发。 由于当时的“作家们都想走出困境，却没有找到突破口。高行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所倡导的现代派文学讨论”及“它所提供的‘现代小说’的观念和写作技巧，却适应了渴望从西方文学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作家的需要”⑤。无疑，当时长期受文化封闭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不甚了解的广大中青年作家群体，从《初探》中受到了重要启蒙。因此，这本“现代派ABC”(李陀)在当时所引起的热议与好评也就不难理解了。已开始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了《春之声》《夜的眼》等小说的作家王蒙在1981年12月23日写给高行健的信中，谈了对这部书的感想：“(《初探》)论及了小说技巧的一些既实际、又新鲜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语言，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人们可以不同意或不尽同意你的某些论点，但是不能不感谢你的多方面的启发，使人扩大了眼界。”“你的论述里又特别注意了心理学，不像一般文艺评论，只讲社会学。”王蒙在表达了对这本小说创作技巧“指南”高度认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本身并无高低新旧之分。一切形式和技巧都应为我所用。画地为牢和拒绝接受已有的传统经验”都是不足取的。他预言这本书“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对艺术技巧能有所争论，那当然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大好事”⑥。 事实上，王蒙此前就已发表过呼吁文学变革的文章，如《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文艺报》1980年第9期)及《为了更加成熟的文学》(《文艺报》1981年第6期)，因此，在打破既有的文学成规与探索创新方面，王蒙与高行健有着共同的诉求。王蒙的《致高行健的信》在《小说界》发表后，立即遭到了《文艺报》资深副主编唐因的点名批评，另一副主编唐达成也大批“现代派”。因胡乔木认为他“走得不远”，对其“既忠告又保护”⑦，以及来自张光年、巴金、夏衍等人的关照才使其免受这场风波的冲击。 遭遇到主流文艺界批评的高行健，此时承受着巨大压力，这让“同路人”李陀想到要为他做一些声援。“我记得好像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就找冯骥才，说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很赞成，“李陀说，咱们轰轰吧，北京的文化气氛太沉闷了。我说怎么轰，从哪儿轰？李陀说从艺术上。我说那我们把‘现代派’教导教导。李陀说，要找点新武器，要不然，你写第一篇，我写第二篇，刘心武写第三篇。我说开足马力，打第一炮”⑧。于是，冯骥才致李陀的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同李陀致刘心武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以及刘心武致冯骥才的信《需要冷静地思考》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同时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