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6)05-0017-07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以来，漫长的20世纪前半页的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实践成为了反思的对象，而与启蒙有着天然联系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则成了现代化道路上竖起的标尺。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八十年代”，就与“新时期”相重叠，不再仅指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种时间概念了，而被视为改革叙事兴起和革命叙事解体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开始，也意味着一个终结，为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契机。所以，从“断裂”的意义上肯定“八十年代”的同质性，成为一种核心观念，突破“阶级斗争”的束缚和解除“为政治服务”的禁锢，则被当作“八十年代”的“最大公约数”。“拨乱反正”、“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回归”、“审美自律”等，顺理成章地成为理解“八十年代”的“关键词”。这些有关“八十年代”的总体判断，构成了“观察历史和现实的透视镜”，从而“再生产”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启蒙、革命及现代化的新的理解和叙述方式。但“八十年代”的同质和断裂，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真实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为此，有必要响应程光炜的倡导，深入“八十年代”内部诸多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及其周边，解构其“文学实践过程和知识制度”，使“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1]5，探究其之所以成其所是的合力。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个案，而借由重识它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后引发的争论，则或不仅像贺桂梅所说的“打开整个当代文学的新视野”[2]2，而且有助于揭示“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表现及困境，呈现其与“革命重述”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启蒙”与“救亡”：双重的变奏 1986年4月，适逢纪念“五四”运动67周年之际，李泽厚在金观涛所主编的《走向未来》杂志上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将“五四”概括为两个互不相同方面，一者是以思想文化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一者为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两种运动在“五四”时期本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但后来却因民族危机的日渐深重，政治救亡的紧迫超越思想文化启蒙而成为压倒性的时代主题，结果不仅“反封建”的文化启蒙被迫“中断”而成了一项未竟的事业，而且在革命与救亡中，封建性文化观念改头换面渗透人马克思主义，挤走原本少得可怜的民主和启蒙观念，最终演化成“文革”式的封建专制[3]18-39。这篇文章虽是在“文革”结束十年后发表的，但其中核心观点，却早已埋伏在“新时期”之初“拨乱反正”的思想政治文化氛围之中了。很大程度上，“新时期”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对“文革”极“左”政治的批判之上，但所谓的极“左”，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却躬行着封建主义的集权观念，而那时节，无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文件，还是文学界所盛行的“伤痕”、“反思”抑或“改革”叙事，基本上都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着极“左”政治的批判和“改革开放”的论证。所以，完成“新时期”与“十七年”完美对接并开启新的时代，既是目的也是底线，而在革命话语中曾被深度压抑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反思”，却将思想的触觉前探到整个左翼革命政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五四”这一曾被广泛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也成为重新认识和解读的对象，从而相互争夺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权，就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而埋下了其与“拨乱反正”的官方意识形态分化的伏笔。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内在于这一思想文化运动逻辑，其对“五四”的认识，也基本上能在周扬1979年发表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中找到依据。正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的文章虽发表于1986年，但却充当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理解共同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寓言式话语来源地”，从而占据某种“元叙事”的地位[4]4。 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李泽厚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其作为8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文化“教父”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救亡压倒启蒙”这一简洁明快的表达方式，虽是对“文革”后主导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的概括，但却因为李泽厚的关系，而获得了更巨大的知识传播力。很多时候，当某一种观念或有关这一观念的表述出现在面前时，我们之所以迅速地发现它、抓住它，并进而产生阐释和传播的欲望而不是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已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李泽厚虽一再声称他是“救亡压倒启蒙”论的知识产权拥有者，但这一知识之所以能够上升为一种“元叙事”，不过是因为他有效地充当了“80年代”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份。这里并无否定李泽厚的意思，而只是强调“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在80年代思想政治文化氛围中所具有的“共识”意味。其中貌似开创性的认识，已经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内文件中埋下根苗了。很大程度上，李泽厚对于农民意识渗入到马克思主义而演变成“文革”式的集权政治的论述，就是对于党的决议所进行的思想史演绎。所以，是因为“文革”被批判，使得当时的知识界重新认识革命与救亡成为一种可能，而将之与传统或封建联系起来，实在并非知识界的创造，而是特定政治语境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不是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而是这一论断选择了李泽厚，并进一步地成就了他作为“八十年代”知识权威的地位。 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救亡压倒启蒙”的知识产权争议，或者有助于支撑我们将其视为80年代知识分子共识的论断。这争议主要发生在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之间，但在论辩的过程中，杜维明、林毓生、王若水及刘东等人也介入进来，所以，作为一个“学术事件”曾引起不小的反响。争论的焦点，是舒衡哲认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受到她的影响，但却在宣传和传播这种思想时“从不提她的名字”。舒衡哲的理由是，她早在1982年秋季在卫斯廉大学的人文中心任教时，就提出了“救国与启蒙”的主题，而在1984年时，她在海外发表的《长城的诅咒》一文中，也论述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多重冲突。舒衡哲还曾将这篇文章寄给李泽厚，而据刘悦笛考察，李泽厚也确在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前读了这篇文章并在上面作了标注。由此，李泽厚在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之前受到过舒衡哲的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了。但问题是，此前两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曾有过交流。据李泽厚所言，舒衡哲1981年之前就来过北京，他不仅请她吃过饭，而且两人还做过几次长谈，所谈内容，就关乎中国近代史及相关思想史问题的评述。证之舒衡哲的履历，她也确实在1979年2月到1980年6月之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此外，据杜维明回忆，1981年李泽厚到美国访学还是应了舒衡哲的邀请，而据舒衡哲的说法，这期间他们还再次进行过相关问题的讨论[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