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世界经典的战争文学，悲剧精神往往是检视一部作品是否深刻厚重、是否具有恒常魅力的审美标志。而在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审美范式中，悲剧精神的淡漠或缺失始终为研究者所诟病：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功利色彩，跳脱不出的庸俗脸谱化写作模式。书写战争，却不正视战争对人性的戕害、对肉身的毁灭，不探究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状态；摹写军人却忽视对人的心理、灵魂、命运的哲学思辨和价值追问；张扬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却遮蔽了战争历史的悲剧底色。可以说，悲剧审美意蕴的稀薄在相当程度上狭限了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和精神容量。 悲剧意识是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认知，而悲剧精神则是对现实人生悲剧境遇的超越，进而在精神上达至一种自由、顽强的生命境界。悲剧精神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在困境或灾难中坚守信仰，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悲剧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反抗，困境中和抉择时往往容易凸显和升华人的存在价值、人格力量、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悲剧美就在于生命的抗争冲动中显示出的强烈的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个体生命的价值品格、精神风貌和顽强的生命力联系起来，融汇为一种新的主观精神形态——悲剧精神。”①在世界经典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和军人、胜利和失败，我们还看到了战争笼罩下的人生悲剧、灵魂堕落和人性扭曲，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永别了武器》等等；而在新时期之前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乐观主义的胜利、革命大团圆的结局以及“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然而，在文学书写中，历史的转折以及战争带来的巨大牺牲和悲剧内涵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 1990年代中期以来，军旅小说创作从中篇的繁荣走向长篇的兴盛，小说创作削弱了历史纪实的成分，加大了艺术虚构和想象、提炼的力度，陆续诞生了一批思想艺术上更为成熟厚重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品。如《走出硝烟的女神》《英雄无语》《历史的天空》《亮剑》《我在天堂等你》《楚河汉界》《音乐会》等等。在这些小说中，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富有个体生命光彩的军人形象登上了历史和现实舞台，从枪林弹雨的战争风云到动荡不安的政治风潮、从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到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演出了一幕幕壮美却又饱蘸悲情的英雄史诗。“与此同时，受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一直在中国军旅小说中可有可无、充当陪衬的女性形象，在男人为主的军旅长篇小说中逐渐走向核心地带，在战争的摧残下她们坚忍不拔，在情感的纠葛中她们追求自我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哀婉又慷慨的女性悲剧从战争和军旅中浮出水面，丰富了军旅长篇小说的表现力。悲剧大都产生在时代的转换之际，它的出现就像是从吞蚀一个时代的烈火中升腾起的火焰，而等时过境迁，又只成为时代的装点缀饰。军旅长篇小说悲剧意识的崛起将我们重新带回历史的尘封、现实的诱惑和军人职业的使命中去，用艺术的手法还原军人的生命，为的可能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②进入21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加强了对悲剧审美意蕴的挖掘和表现力度，悲剧意识的觉醒和悲剧精神的建构成为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突破和审美新质。军旅长篇小说中的革命军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男性还是女性，往往都经历了生命、情感、理想、品格上的种种困境和考验，并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使人们在看惯了积极乐观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后，得以沉入生命和灵魂的内面，细细品味真实的军人和悲剧的英雄。创作观念的嬗变，使得军旅长篇小说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苦难，更加真切地呈现出中国军人在面临时代转型与和平考验时的精神困境与命运遭际，因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饶的精神空间。 展示某种价值的毁灭无疑是悲剧的基本特征；但悲剧的意义绝不单纯是展示价值的破碎，从而给人留下一段伤感苦涩的沉郁。悲剧要通过展示悲剧英雄对不幸命运的抗争，使人看到一种更高的价值力量，营造一股历劫长存的浩气。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主人公所表现的为实现某种价值信仰和人生理想，不屈从于命运和现实的抗争精神、生命意志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悲剧并非仅指生命的苦难与毁灭，更重要的是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与死亡的来临时，人所持的敢于抗争的态度和勇于超越的精神。”③21世纪初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在悲剧审美、悲剧表达和悲剧精神的建构方面逐渐走向深入和成熟，从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个性、牺牲与价值、理想与沉沦等错综缠绕的人生维度中深入挖掘军旅人生的哲学内涵，拓展了军旅长篇小说的思想宽度和艺术表现力。 一、历史的悲剧 进入21世纪，文化语境的多元化、新历史主义文学观念的启发都使得军旅长篇小说开始突破既有政治话语的禁锢，正视历史真实、反思战争本体、观照人性的深广度和丰富性。在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中，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并不再是丑化敌人的脸谱和政治斗争中攻击对方的手段，军人也不再是那种性格单一、立场单纯、信念纯粹的“一清二白”的政治符号，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生命存在”。 所谓的人性并非孤立和静止的，而是随着个人的认知经验和社会演变而发展变化，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并与广阔的外界现实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外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在价值信念面临两难抉择和现实考验的境况下，灵魂的自审与斗争常常是激烈而残酷的，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由此体现出来，人性也因此而彰显出深度和广度，人性的悲剧往往就是在难以言明的矛盾困惑和无法做出的价值判断中诞生。不同于“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高扬党性、革命性的外化的主题表达，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更加关注人性的内在探索，注重还原军人的生命本色，展现他们真实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 复杂而残酷的战争往往将军人置入极端的经验和情境之中，使之经受严峻而深刻的人性考验。李西岳的长篇小说《百草山》中有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情节：小说主人公贺金柱在参军前，为了给被日本军官川野奸污了的姐姐报仇，纠合同村的伙伴企图用将川野的十六岁女儿惠美子也给“缺德了”的方式来为姐姐报仇，当他们扒了她的衣服却又不敢“缺德”她，可是又不甘心放了她，于是就把她绑起来，塞住嘴，将头塞进裤裆里，弄成窝脖大烧鸡，让她在高粱地里滚，结果无辜的日本小姑娘就这样被活活的折腾死了。类似的情节在“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作为英雄人物其形象必须自始至终是高大的、纯洁的，不能有道德的缺陷，更遑论这种人性的罪恶。而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就着力还原了军人性格品德和精神信仰的形成过程，正视了战争给革命军人造成的灵魂的戕害和人性的扭曲。美惠子的父亲是残忍的，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他的女儿却是一个像贺金柱的姐姐一样纯净、善良的花季少女。原本单纯善良的少年，在巨大仇恨的控制下完全丧失了理性，在复仇的冲动中扼杀了一个同样美好、单纯、无辜的生命，做出了和日本鬼子一样惨无人道的行为。虽然这同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微不足道，这两个年轻人毕竟表现出了某种同情或日迟疑，没有玷污日本女孩子的纯洁，同日本人将人的脑浆煮开诱骗不懂事的中国孩子喝这类暴行相比，好像还算不上人性的堕落，但这也足以显示出战争对于人性善的泯灭和对人性恶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