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叙述，大多尊崇分期断代叙述的体制。而历史分期最为关键的元素是“时间节点”。因为只有确立时间节点，才能实现分期。在文学史的断代叙述中，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起点和终点的问题。这种起点和终点，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是比较容易的。它往往以一个王朝的始皇帝的宣布建国为起点，而以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或者被杀作为终点。在历史的叙述中，始点和终点往往是重合的，上一个段落的终点就是下一个段落的始点，下一个段落的始点就是这一个段落的终点。 这种以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作为起点或终点的断代史的叙史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也非常常见。中国现代文学断代时间节点的寻找和确立，也是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任何时间点的确立，在历史叙述中一定都是有意义的。 纵观现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的时间点大略有这样的10个年代：“1840年”“1917年”“1919年”“1921年”“1925年”“1927年”“1936年”“1941年”“1942年”“1949年”。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考察现代文学史断代时间点的确立，它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这些时间点进行文化和文学属性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诸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节点中，以“1840年”“1894年”这两个点，都是以外国侵略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文学史起点的。显然，胡适与周作人等，将西方的入侵看作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完稿于1922年3月，次年发表于《申报》50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中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间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破天津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战事，中兴的战争又很得了西洋人的帮助，中国明白事理的人渐渐承认西洋各国的重要。”①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②但是，从现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一阶段视为“过渡阶段”，也就是“近代阶段”，它在中国古代通达现代的过程中，具有过渡性或近代性。这是历史行进的结果。 这种以历史事件作为文学史断代的点的做法，在第三个十年的起点上再次被文学史家熟练地沿用。“1931年”“1936年”时间点，也无疑都是以抗战作为文学史断代的时间点。只不过，它们存在着将“1931年”作为抗战开始还是“1936年”作为抗战开始的争论。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将新文学分叙述的第三大块，就是“‘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学思潮”③。周扬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认为，“一九二七到三六，即新的革命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内部分化过程完成，革命文学成为主流时期”；“三六年到现在，即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力量之重新结合，文学上新民主主义提出的时期”。④当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于1982年12月启动第二辑，即接续当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也将第二辑确定为“1927-1937”。从后来的文学史总体概况而言，大多数政治史和文学史都将1936年作为抗战开端，这是以中国对日宣战为准的结果。 这四个时间节点，也都是政治史意义上，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但却构成了以重大外国侵略事件作为文学历史断代点的叙述模式。 这种政治历史事件作为断代时间点的模式，后来被共产党文学史家所广泛运用。在诸如“1921”“1925”“1927”“1942”“1949”等点的设置中，大多为共产党文学史家的论述。这些时间节点，无一例外地明确地对应着中共党史中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由于很多的文学史都是革命文学史家所编著，所以中国共产党所认定的历史事件，往往就会被放大为文学史的划时代事件。周扬在党史时点确定为文学史节点的编码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1939-1940年给鲁艺讲课中就认为：“一九二一到二七，即从共产党成立经‘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是新文学运动的内部分化的酝酿，革命文学的兴起时期”；“一九二七到三六，即新的革命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内部分化过程完成，革命文学成为主流时期”。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段从五四至1927年，第二段1927至1937年。丁易、张毕来分别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新文学史纲》，此二位都参加了教育部大纲的起草。张著第一卷为“从一九一八、一九到一九二七、二八的十年间”；在后来修改再版的张著中直接表述为“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的十年间”。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979年11月，1980年12月)，也将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的前两段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所谓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应的时间其实就是1927-1936。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高潮；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政变，国共分家并导致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的发生；1942年，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学史家将该党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作为文学史的断代点，虽然是政治话语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宰制，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也有文学史家，如赵家璧、夏志清等人，他们认同其中部分的时间点，比如“1927年”。他们对诸如“1921年”等纯粹红色政治事件的时间节点认同的比较稀少，但多选择认同“1927年”这一文学史节点。由赵家璧主编的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1935年开始陆续编纂印行。这部“大系”主要编纂对象是1917-1927年之间的十年的文学作品。这种认同可能与1927年的政治大变动有关，但也有着眼于文学思潮运行实际的考虑。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1961年)以1927年作为五四文学运动的终结点，而以1928年为三十年代文学运动的起始点，显然看中了1928年发生的“革命文学运动”。同样如此认知的还有冯沅君，她所写作的《文学与革命》，就高度认同了“革命文学”的功绩和必要。她在《中国文学史简编》(大江书铺，1932年)最后一讲“文学与革命”中，在介绍了1918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草案之后，她说：“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党的文艺政策遂于1925年7月正式披露”，“其波及中国，则在1925年之后。”⑥但她所提到的“1925年”虽在时间点上契合“五卅”事件，但她是从苏联党的文艺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的，她的重心依然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之“革命文学运动”一章中，也同样如此，他虽没有直接对应于1925年，但其实，这一章就是对于起源于“五卅”的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认同。显然，当年阿英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站在共产革命立场上的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历史转折”的定位，还是有着深入人心的作用的。这些文学史家的论述，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同时也出于对文学运动发生的时间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