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日记、书信、回忆录等一手资料，档案文献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使用频率是不高的，研究者也较少围绕自己的研究有意识、有计划地发掘、整理相关档案文献。究其原因，一则在于本学科的史料意识从理论落实到实践尚需时日，二则在于发掘、整理档案文献着实费时、费力，①且可能“收益”欠佳。因这两方面的原因，目前学界发掘、利用档案文献的兴趣就受到限制。这毋宁是比较大的遗憾。事实上，在我国档案制度比较成熟、从中央到地方及行业档案馆建制相对完整的情形下，当代文学研究所涉及的档案馆藏相当可观，且绝大部分未曾整理、出版。尤其部分民国档案和建国初期档案由于年代久远，纸张脆坏，面临着来不及数字化而永久性消失的局面。鉴此，对档案文献特殊的史料价值以及发掘与利用的方法略作讨论，就具有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重的学术价值。 何谓“档案”？业内的解释“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②此处所谓“直接形成”，是档案文献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所在。这是指，以档案形式留存下来的文字、图表、声像等记录多是历史活动的即时“痕迹”，比如土改工作指示、战役战斗总结、知识分子思想检讨、刊物编辑往返函件等。它们与其他史料颇不相同。如果说日记作者撰写日记时就可能考虑到了日后出版(如胡适等)，回忆录更因是事后追忆而无法摆脱根据“现在”“重构了过去”③(如茅盾等)的嫌疑，那么档案文献就不是精心构制的意识形态“成品”，而是构制过程中必然撒播下的即时痕迹。这些“过程信息”当事人及机构无意或未必愿意留下，往往涉及幕后运作乃至不宜示人的策略考量、利益交换等内部信息。故较之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资料，档案文献的可靠性、学术性往往更高。亦因此故，各国政府对于档案建档、开放与利用都有严格的控制条例。在我国，与当代文学关系紧密的民国档案与革命历史档案查阅难度较大，而有关共和国建国后历次文艺运动档案更在严格控制之列。不过尽管如此，京沪及各省市档案馆仍收藏有部分档案文献可资利用。那么，这些过程性、内部性的档案史料对当代文学研究会有哪些助益呢？据笔者近年围绕1950到1970年代文学而展开的有关历史档案的发掘、整理与利用工作看，档案文献对当代文学组织、生产、传播与接受等领域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其中比较集中的，是可直接用于文学组织制度研究的珍贵史料。1949年后，由于援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共和国政权采用了便于资源组织与分配的单位制度。而在文艺界，由于对“唯一的真理”的追求，宣传部、作协、文联等机构及党委、团委等单位又肩有“统一认识”的责任。此种“统一认识”在文艺报刊“读者来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栏目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见出不少端倪，但较之档案，报刊文章的史料价值就相形见绌了。北京档案馆档案显示，“反胡风”期间，各单位都受命密切注视、整顿干部的思想：“有的单位的同志对文件阅读钻研不够；只草草看过一遍甚至一遍也没看完，有的单位仅一般地从认识上进行了检讨，没有联系实际，或联系得不够。有的则过早联系实际问题，在根据文件进行讨论提高认识上做得不够。”④比较鲜活的是，这份材料还实录了在公开报刊上难觅踪迹的干部们的思想“问题”：“有的提出：‘报上说胡风一贯反革命，甚至在左联时期即是，那当时他为何不把周扬、何其芳等同志向国民党告密？’有的说：‘胡风在国民党统治时，为何不以反革命面目出现，而现在出现？’”，“有些同志对胡风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许多人觉得深不下去，有的同志说：‘我对胡风问题，就是恨不起来。’有的说：‘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底有多大危害，我体会不深!’有的同志平时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与领导对立，在这次学习中还说：‘我就无法联系实际进行调查。’”⑤显然，对“胡风问题”干部们认识很不“统一”，甚至疑心中宣部的结论：“极少数的人站在胡风的立场上提问题或散布反动的论调，如市委宣传部毛承志(党员)在某一单位询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学习中的问题时，竟擅自答复说：‘鲁藜的诗解放以前是好的。胡风也有正确的地方。’又质问支委们说：‘鲁藜的诗哪一句是错误的？’说：‘文艺是个复杂的东西，支部不一定懂得这个。’团市委机关托儿所所长陈方(团员)在学习中提出三个问题：(1)‘绿原既是中美合作所特务，为什么会喜欢文艺？’(2)‘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立场都是反动的，还是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那么胡风是否也能写出好文章来？’(3)‘是否因为文艺界犯了错误，才有了胡风问题？’市工会联合会的陈思(党员)向领导上质问与胡风骨干分子牛汉等人来往有何过错，还继续颂扬牛汉是‘热情’的‘献身马列主义’的人，并关心牛汉等人现在的身体。”⑥甚至，档案还呈现了“包裹”在严肃思想斗争之下的真相： 团市委机关干部胡立三(团员)以听到基层单位的群众反映为名，在机关内散布反动论调，如：“胡风问题是周扬和胡风闹矛盾，是在朝派和在野派的斗争，先别过早下结论，十年后，会证明胡风是正确的。”他认为：“舒芜原与胡风在一起，结果倒打一耙，这人品质不好，政治上有问题。”⑦ 无疑，若非档案资料，研究者不可能在当时已被“周扬派”掌控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见到这么生猛的史料。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真相之揭示，更在于提醒研究者“千万不要忘记”纳米尔的说法：“‘党派’无关宏旨，意识形态也不是重点；真正要紧的是，个人假借官场和亲缘网络围绕权力、金钱、地位展开的逐鹿。”⑧这毋宁意味着新的研究思维的启动。当然，档案不止记录了思想“混乱”，同时亦“记录”了单位制度之于个体的“塑造”与宰制。同件档案中尚有一条不太起眼的记载：“党校学员张思之(北京人民法院干部)说：‘胡风革命廿多年，闹这么一个下场’(此人党校已把他送回原单位处理)。”⑨显然，以组织手段“处理”思想问题，是与现代法律相违背的。这类做法往往不太公之于众，但恰是档案留下了“一体化”真实的“痕迹”。也是档案，保留了普通民众对文艺运动的真实态度：“有部分党、团员及群众对联系实际问题，思想上有抵触和顾虑，有的党员说：‘过去整领导，现在该整咱们了。’‘整吧，整不好就卷铺盖走。’有的群众说：‘叫检讨就检讨，反正我就是这样!’”⑩ 不同时期的档案还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单位制度下独立品质的退化。如果说1955年知识分子尚有较强自由记忆的话，那么进入60年代他们就多少“习惯”了自我审查和自我规训。1962年，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在《电影艺术》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很快遭到批判。档案显示，上海电影界为此人心惶惶，不复有“反胡风”时北京市委干部们的“不驯服”姿态：“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思想紧张，不敢接触。海燕厂导演叶明给《电影艺术》杂志写了一篇谈导演技巧的文章，后来听说瞿白音的文章有问题，他连忙给编辑部写信，说是在发表他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千万不要涉及‘赞成创新’或‘不赞成创新’，竭力避开这个问题。据了解过去参加创新座谈会的艾明之、徐韬、李洪辛等人思想负担很重，心情都很紧张。他们说，今后文章要少写为妙，话少说为妙。李洪辛(天马厂编剧)说：我一直不敢写理论文章，今后还是少写为妙。他并劝另一位编剧羽山别写文章，羽山说：‘我今后写文章就是谈技巧。’李洪辛说：‘谈技巧的文章也不要写。’”(11)这些难以在公开报刊上见到的忐忑与紧张，如实见证了单位制度下文人复杂、纠结的处境，亦充分显示出文人与文艺机构之间已完全失去市场契约性质的关系，而演变为非对称的“组织性的依赖”(organized dependence)。因此依赖，文人往往只能按照单位(甚至是以单位自居的领导)的意志来主动“自我审查”。由此，单位构成了文学场域内的“超个人逻辑”，并使“审美价值属于社会秩序”，“与超个人逻辑相联系。”(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