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金画传》第二部分“抗战与改革”的一节中谈到：抗战之前，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激进的情绪和立场渐趋平缓，在他的心中，无政府主义与爱国主义可以共处，甚至随着民族危亡的加重，民族主义情绪也渐渐上扬，这是有一个过程的①。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危机，是巴金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大前提。“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亲身经历上海“一·二八”事件炮火的他，更是在心理上对强势侵略者产生反抗，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感的完成，从而也是巴金思想的重要转变，则是在巴金1934-1935年的第一次访日期间。由此可见，虽然巴金旅居日本的时间不足一年，然而在他的思想历程中却是很重要的时间点。对此，以往的研究多根据巴金的自述而进行，缺乏更为全面的参证资料。而近年，相关史料的新发现则更为清晰和立体地重构了巴金第一次访日的足迹，也澄清了以往一些模糊的细节，为探讨巴金这一重要时期的人生和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 巴金第一次到日本的日期 巴金第一次访问日本的到达日期，历来说法不一，作家本人说：“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②作家有些犹疑，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然而，依据作家此说者甚众。如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65页记载：巴金11月22日乘“浅间丸”离开上海，24日到达横滨。李存光编《百年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0页记载：11月21日化名“黎德瑞”赴日本，24日抵横滨。另有徐开垒《巴金传》(2003年11月第2版)、陈丹晨《巴金全传》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151页均采用此说。 然而，山口守在《巴金在横滨》一文中，根据浅间丸的航行班次，确定巴金应当是11月3日从上海出发，7日到达横滨的③。很遗憾，这个早在1989年就确定的提法，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新发现的文献，则可以证实山口守推断的巴金第一次到日本日期的可信性。 最新发现的“黎德瑞”的编号18274的“邮便贮金通账”清楚地显示，巴金第一次使用的日期是：昭和9年(1934年)11月17日；接下来记录的使用日期：昭和9年12月10日，12月31日。昭和10年(1935年)1月31日，2月22日。也就是说11月17日之前，巴金已经到达横滨，否则不会办理此证并拥有使用记录。那么，24日到达横滨一说便不能成立，从而也证明山口守的考证是合理的。 由此，也可以大致推断出巴金离开武田家从横滨去东京的日期，应当是在2月22日以后。现在年谱记载的巴金是2月下旬去东京是正确的。这张证书上还显示了巴金在横滨的确切住址：中区本牧町和冈155号。这也是武田家的住址。证书上还有横滨本牧邮局的邮戳和巴金化名“黎德瑞”的印鉴，这些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而直观的历史信息。 二 巴金与武田博的交往 关于巴金第一次访问日本，旅居横滨期间，住在武田博家以及有关武田博的情况，巴金在他的回忆文章《关于〈长生塔〉》、《关于〈神·鬼·人〉》以及当年散文集《点滴》中诸文、小说集《神·鬼·人》各篇中均有详细的描述。关于武田博的情况，山口守《巴金在横滨》一文里已有深入的补充。巴金与武田的来往，始于1934年第一次访问日本，终于1937年11月15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巴金以给武田的名义写的两封《给日本友人》的信(分别写于1937年10月28日、11月15日)。巴金回国后，他们曾在上海重逢： 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来过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过“黎德瑞先生”。他写下一个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当时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时，他妹妹不会在上海，否则他一定告诉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约他出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大东茶室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像老朋友似地交谈，也回忆起在横滨过的那些日子。他似乎并未怀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讲的一切。他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开朗，身体也比从前好。我偶尔开玩笑地问他：“还是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笑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讲下去，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没有“跳进深渊”就够了。以后我还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带去的礼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国后寄来过感谢的信。④ 之后，战争爆发，巴金蛰居上海，接着又离开；武田却参军、服役中国。我未能找到两个人继续交往的资料，他们的交往似乎由此中断。巴金文章中关于他们交往的最后信息是： 抗战初期我发表两封《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年我去昆明、重庆以后，留在上海的好几封武田君的信全给别人烧毁了，现在我手边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摄的照片，让我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⑤ 关于两个人的来往，巴金回忆：1935年，他在东京和回到上海，都与武田有书信往来。同时，上述的文字又明确告诉我们：这些书信在战争期间都“给别人烧毁了”。这本是一个可以预料的结果，战争和以后的漫长岁月，足以让很多东西化为灰烬，更何况是几封微不足道的通信。可是，巴金非同寻常的资料保护意识和丰富的遗存常常会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这一次，我们又很幸运。2015年春天，筹备巴金与日本展览的过程中，我非常意外地发现巴金留存的武田博及家人写给他的一组信件和明信片。巴金1980年代写回忆录时并未料到这组史料尚在人间，这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