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围绕中国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讨论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热点之一。说起来，这应该算是汉语新文学的一个老问题。诚如学者夏志清所言，“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精神传统①。早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著文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时，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即被赋予了重塑国家形象(“新国”)、改良国民主体性(“新民”)的历史重任。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对“未来中国”的期待，五四鲁迅他们对“乡土中国”的批判，左翼文学对“红色革命中国”的热切拥抱，到建国后维系“新中国”一体化的中国故事，新时期倾诉“伤痕”与探索“新生”的中国故事，新世纪“告别革命”与欲望狂欢的中国故事等等。可以说，以小说的形式想象和叙述“中国”，已然构成了百年汉语新文学的基本母题。 一套知识话语或一种故事形态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特定的“视角”，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叙述结构。倘若我们把汉语新文学对“中国”的讲述也视作一种话语实践，粗疏地梳理一下，可以归纳出两种不同的叙事样式：一种是乌托邦叙事，另一种是见证叙事。乌托邦叙事，与现代中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这类叙事从理论上假定了一个社会进化的规律，把历史当作有目的前进的过程，故事在时间中展开，情节设置的聚散离合、人物经历的生死悲欢，依据某个“朝前的梦想”(布洛赫语)而获得叙事意义。比如“红色经典”中的革命历史故事，即是这类叙事的典型代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会在想象的空间里使得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②。乌托邦叙事的价值就在于，在内忧外患不断的20世纪，这些小说承担着维系国民希望、构建国家认同的“大叙述”功能。 相比较而言，见证叙事则更关注百年中国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和创伤。“见”——直面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发现并体认经历者的苦难；“证”——书写个人和国家的创伤性故事，质询苦难的症结，抱慰受伤的心灵，最终为族群共同体的创伤记忆保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文学证据。在当代文坛，莫言是少数几个倾力讲述“乡土中国”创伤故事的作家之一。如很多研究者所谈到的，他的作品几乎囊括了近现代以来的所有历史事件，而且大历史的灾难往往与小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自20世纪80年代成名文坛，三十多年来莫言一以贯之地坚持讲述“高密东北乡”的小故事，也不断逼近20世纪中国的大命题，他直面历史创伤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引发了诸多的非议。笔者不打算直接去评判其中的是非，拟以莫言的长篇《丰乳肥臀》为例来谈一谈“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讲法及其面临的困境。当代文学如何为历史创伤做见证，如何写出“中国故事”的复杂性？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随着宏大叙事神话的解体，世界不再由先验可靠的真理支撑，主体认识世界的理性信念也已然失效。历史的真实走向混沌和不确定，关于真实的言说一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多元化、也逐渐碎片化的时代，写作者不得不独自面对探索真相的难度。这是见证型“中国故事”的前提，也是其价值所在。 总体来看，莫言的写作路径是——把复杂还给复杂。既然历史创伤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认知且难以说清，与其为了说清去攀附各种名目和意义，不如以退为进，“悬搁”阐释，让现象回到现象本身。换句话说，莫言“选择大地般超然客观的叙述立场，他取消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取消了自己的角度”③。的确，莫言笔下的“中国故事”重在呈现“是什么”而非探究“为什么”，作家很少去解释或评说历史，他更擅长以身体的全部感官为经验媒介去直观还原历史情境。至于历史创伤为何发生，症结何在，怎么解决，莫言一般以“不言”对之。大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研究者认定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莫言是个没有思想的小说家。莫言也常自嘲“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④。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莫言讲述的“中国故事”有没有思想？或者说其小说的思想价值到底如何呢？先不做判断，来看一个例子。《丰乳肥臀》第七卷写的是1900-1938年，以“母亲”的成长、嫁人、生育为主线，串联起了20世纪初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开始现代变革背景下，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个体创伤。在“母亲”前半生的经历中，作家特意设置了三个事件来呈现她所遭遇的创伤：第一个事件是1900年，德国在胶东地区修铁路，乡民反抗，德军镇压屠村，“母亲”的父母罹难；第二个事件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风吹进高密县，新任县长反裹脚倡天足，“母亲”的三寸金莲由“美”的代表迅速被重估为“丑”的标志，这直接影响了她的婚姻，从立志嫁状元、督军的想象转为被迫嫁给铁匠儿子的现实；第三个事件发生在婚后，因为丈夫不能生育，导致“母亲”迟迟未能给上官家诞下传宗接代的儿子，在屡遭打骂和被休的恐吓之后，她走上了漫长的借种生子之路。这三件事改写了“母亲”的命运，也左右着人们对“母亲”的理解，有人说这是一个饱经苦难的伟大母亲，⑤也有人尖锐地指责莫言塑造了一个背伦丧德的母亲⑥。相反，莫言并没有在小说中做出任何评判⑦，他只是呈现了“母亲”的遭遇，这些遭遇中有西方现代性引发的创伤，如事件一和事件二；也有本土文化原发性的创伤，如事件三，是封建夫权等带给母亲的伤痛和苦难。这种现代与传统、本土和西方、伦理以及反伦理复杂缠绕的历史叙事形态打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判断，将女性、乡土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创伤都复杂化了。而历史叙事的复杂化，也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所以看起来莫言的小说是拒绝思想的，但深究起来，他坚持搁置判断与解释，致力于历史情境的复杂呈现，反而推进了反思的深度。我们也可以说，莫言小说的思想深度，恰恰通过拒绝给出某种思想而得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