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废名研究的禅学视野并没有明显的拓展。早年基本是在指证、确认废名为人、为文的禅意，经验、印象的痕迹较重。80年代以来，伴随现代文学史观的调整，逐步兴起的“废名热”仍然收获不大。由于废名“很难追踪”思路的文本晦涩、“难懂”，仍是小众化的研究，而禅学又因其“明心见性”、“空观万相”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成为殊难把握的泛化研究话语；至于诗化、超越的禅境等观点也似乎“不仅‘执一’而落于‘偏见’，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①。面对一位“少数人的星光”但自有“永生的角落”的作家，显然不尽人意。文学世界的禅意是复杂、丰富的美学现象，泛化禅意多偏向作家作品虚泛的禅学色彩，并不着力具体、深入之处，而由于诗化一度构成禅学视野的主体，也不利对悲观、虚无等边缘品质的开掘。由此，指出农禅、文禅与废名文学的精神关联，深入禅风变化，在相对具体的文化诗学路径中展现禅意的渊源流向、风格差异以及美学效果，注重“复杂”与“内在”之处的影响研究，将有助于打破目前泛化、诗化禅的思路，厘清禅学精神的冲突与异变，将废名文学从“深玄的背景”、“田园牧歌”等背景中解脱出来，呈现交织了多元文化矛盾的美学个性。 在文人传统中看待废名文学的禅学精神，是目前常见的研究路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源自作家“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的诗学选向(《短篇小说选·序》)，其实深层的原因在于当下的禅学理论多与识破尘缘、超然世外的隐逸禅风相关，“既以其超然之姿，明哲保身；也借其轻清祥和之美，抒发疏影淡月，几许销魂的浪漫情怀”②，沉淀了过重的文人情趣。藉此观照，利于清晰辨识雅化、抽象的文学韵致，彰显禅学精神与文人传统的资源关联。的确，诸如《桥》、《桃园》等作品清幽寒远的禅意正是文人生存体悟与审美心理的展露。然而，这类文人化背景在废名创作中其实并不统一和稳定。如果说诗歌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小说则基本如此，平俗、质朴的小农经济生活明显疏离文人生存，散发出农民文化色彩。沈从文说过，废名小说“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③，就表明这一点。显然，这一品性的存在不仅会导致由雅入俗、俗雅交织的风格转变，也会造成禅意观照的某些差异与分歧，进而可能突破已有视阈，带来研究变化。在文人传统中辨析废名文学的禅意，相对偏仄的“文禅”并不具备统摄、涵盖禅学精神的整体有效性，而“农禅”范畴的引入则能弥补这一点。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禅并非起始就具有文人色彩。按照杜继文、任继愈等人的分析，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发生的经济基础是“千千万万小农经济”，最初是“农民的佛教”④，只是后来才“由缁衣而流入士林”⑤，“从农民禅逐渐向文人禅转化”⑥。与作为“士大夫的美学”的文禅相比，农禅的格调是迥异的。由于自身文化品位与心理的制约，文人禅往往存在遁避现实、归向自娱的出世倾向，追求幽深清远的田园、山林情趣，中意萧条淡泊的意境感觉与人生体悟，“迎合士大夫的需要，普遍重视文采、机锋，乃至将禅化为斑斓文字，抒发或激昂、或抑郁、或悱恻的情感”⑦。相对而言，文化素质偏低的农人则要质朴得多，生活主要是小农背景下的俚俗琐事，偶尔涉及的抽象觉悟也多为日常事相的表层关注而很少深入哲理层面，“澄怀观道”指向农业文化生存的朴实、自然与率性，沟通乡下人的朴素感知。事实上，废名的故乡黄梅就是中国农禅文化的发源地。远在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时期，黄梅禅宗就确立了农禅制度，“白天劳作，晚上坐禅，以农养禅”，开始了佛教在经济生活上的“重大革新”；曾经一度专属少数人的禅修逐步为日常生活中的随性参禅所取代，禅者也扩展为大众化的农民，“穿衣吃饭，尽皆佛事”、“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摒弃了传统佛禅读经礼佛、静坐摄心的繁琐、庄重法门，而崇尚一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简化的行禅方式，成为农民化的“生活禅”。在禅学思想史上，黄梅农禅传统被誉为“对中国佛教的第一大贡献”，禅宗由此“彻底走进了世俗生活之中”⑧。废名说过，故乡成就了他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姑且不论关于“禅宗祖庭”四祖寺、五祖寺的童年记忆，废名“相处最深的还是农民”⑨，民国二十六年秋读《涅槃》经而大悟，“旋即奔回故乡，从此在故乡避难。”(《致知在格物》)。《阿赖耶识论》始于“一个农家的宿牛的屋子里”，“种子义”也是“田间而悟得”的产物；深感农民向佛，“农民自己不做和尚，却是非常与佛教亲爱的”，佛教“给农民一种精神的休息”(《兼容并包与严格》)；自以为“中国的读书人”有必要“好好地了解中国的农人，要好好地解救中国的农人”(《无题》)。乡土佛禅文化传统的影响、接受，加之生存感受上的农业化体验与认同，文学世界必然为农禅所熏染。以往我们虽关注黄梅地域文化之于废名禅意的精神缘起意义，但因为文禅的偏限并不看重个中的农业文化渊源，农禅也未引起足够重视。 废名小说和诗歌的禅风有异，禅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上的滋长，决定了小说主要是农禅与文禅的交织与演替，而诗歌则基本是文禅的“一枝独秀”。废名小说普遍保有淡化信仰色彩的自然化倾向，农禅是作为乡下人的生存哲学散发意味的，基于日常生活的世俗感悟是平淡朴讷的，即便悟道的深度体验也是简朴的，疏离抽象的逻辑思维。《浣衣母》、《竹林的故事》等普遍匮乏禅理觉悟，对李妈、三姑娘、四火这些乡下人而言，生活基本是事态性的自然流动，悲喜、贫苦虽会造成生存的动荡起落，但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生命轮回，禅意是日常事相的率性流转与随缘自适，似乎只有“粗浅的逻辑”而进入不了深层的意义参悟。而《莫须有先生传》作为废名最具哲思的作品，禅理虽趋繁杂、晦涩，但“导迷向觉”仍不脱日常化的“乡间事情，举凡人情风俗”(《无题》)，赶猪是“头头是猪，人人是土”(《莫须有先生下乡》)，村姑担水是“每每乃其飘逸之出众而好看了”(《这一章谈到一个聋子》)，堆稻的庄稼汉子让人觉着“是天下最成功的人物了”(《一天的事情》)……简化的体悟方式散布在世俗农村生活和日常劳作之中，仍不时闪现粗浅意趣，禅思也非始终玄妙。相对而言，前期废名小说的文禅色彩并不明显，平俗禅意少有文人情调，“隐约”闪露的清幽韵味，仅与文人美学隐约勾连，而《桥》等后期小说则予以强化，在普遍意义上，二者虽有融合，但禅风的具体生成主要源于叙述上的有所侧重。《桥》作为废名“了结”过去，“学会作文，懂得道理”，“认识一个‘创造’”(《自序》)，已提供禅风转变意义，过多诗文、典故的汲用增添了作品的书卷气，小林与琴子、细竹的情感纠葛也寄寓了才子佳人况味，雅化的花草山水、灵泉修竹，更多融入才情风流的文人心理与品位。而相对“上卷”的文人趣味，下卷又明显转向心性退守与思索深化，普遍、随意的禅理觉悟终将挤兑文人化的感性自娱，彰显出沉郁的哲思气息。此时的小林已去除童心的真率而近乎悟道的智者，充满偶发性和跳跃性的思绪显得繁复而晦涩。小说每节以意象为题，暗含禅家“不说破”的机锋，刹那间的禅理顿悟常流于含蓄而突兀，正所谓“一落言诠，便失真谛”(《桥·天井》)，又有着“文字禅”的匠心与玄妙。《桥》下卷中的禅理已从清幽禅境中凸现出来，禅意的形象体验与抽象觉悟明显分离，感悟的意绪氤氲转向深玄的事理揣摩与索解，有了强烈的理性识见意义。《莫须有先生传》的悟道多出自社会问题与人生观念的思虑和体察，“记事实、发议论”，趋重的抽象意味向着晦涩演变。不妨认为，废名是在逐步“参透”田园想象的虚幻，“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⑩，后期虽还存有一定小农文化色彩，但文禅已在不同层面产生影响，形成禅风的具体转化。相较之下，废名诗歌要简单得多，追求感性向理性哲思的凝聚，意象的丰富，体悟的跳跃、空白与非逻辑化，乃至如绝句般的遣词造境，已难以兼容农禅的诗意。精英化的诗歌是文人传统的主要艺术样式，与农业文化存在本质疏离，由于文人眼光与诗体的限制，基本属于文人化的人生想象与情思寄寓，诗意的“内里”是深幽低沉、寂寞枯寂的文人心态。废名诗歌不仅承续这一品性，而且切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哲思。《空华》、《伊》、《墓》“望空观照”人生，一切皆为“虚幻”；《上帝的花园》中生命慰藉的寻求“好像白日里数天上的星似的”；《无题》、《自惜》、《梦中》的“微笑死生”也只是“镜里偷生”，“人间的光明也是一个梦”。看向生存深处，感受人生宿命般的空无，抽象的觉悟散发出文禅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