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师陀在1930年代尚以芦焚的面貌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他那略显笨拙、沉闷的笔触，总是热衷于描绘河南故乡的风景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生动地呈现了中原大地的凋敝与苦难。这就使得作家被当时的评论界看作是“一个出色的田园作家”，甚至认为他对“乡土的描绘，无论是一草一木，一丛蒿苇，一片霞光，莫不有着丰富的色彩，土地的气息”①。 抗战爆发后，师陀被困在上海“孤岛”，只能以卖文为生，过着异常贫寒的生活。生活境遇的改变使这位“田园作家”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作品的体裁上看，师陀不再像在和平年代那样专注于小说和散文的书写，开始极力拓展自己的创作路数。除了自己最擅长的文体形式之外，他在上海沦陷区还广泛地涉足了戏剧、电影剧本等不同文体的写作。其次，在题材方面，这位以描写乡土闻名的作家来到上海后，开始把目光从故乡的田园与农民的生活上移开，尝试去正面表现抗日战场上可歌可泣的史实，以及上海沦陷区种种光怪陆离的末世景象。这就使得师陀的创作风貌变得愈发丰富多彩。最后，从写作方式上看，这位作家不再像当年的芦焚那样，多以较为平实的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故事，而是经常在同一部作品中杂糅多种叙述形式，进行一些堪称激进的文体实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位作家在1940年代发生了上述一系列变化，甚至连笔名都换了一个②，我们可以看出他为改变自己的写作所做出的努力；然而尽管如此，在师陀的作品中，故乡的地方风物仍然作为最吸引人的部分保留下来，成为挥之不去的底色。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身处上海沦陷区的师陀对他本来并不热爱的故乡③如此魂牵梦绕、念兹在兹？当作家努力书写自己身处的上海时，故乡的地方风物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那些极具地方性特征的事物在他这一时期激进前卫的文体试验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一、“故乡-异乡”双线叙述 或许，师陀的小说创作在1940年代最让人感到惊异的变化，就是他开始像这一时期很多爱国作家那样，努力尝试去表现抗日战场上的普通士兵和农民。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11月间，这位惯于书写河南的田园风光的作家，连续创作了《无言者》、《无名氏》、《春之歌》、《夜哨》以及《胡子》等短篇小说，并于1939年以《无名氏》为题结集出版。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在抗日战场上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英雄人物，也有因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凌，愤而投奔抗日游击队的青年农民，甚至还出现了为杀死敌人，把自家的茅屋放火烧掉的老妇，为读者展现了一幕幕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的动人场景。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里明显地感到这位作家心中的爱国激情，以及对那些身居高位却毫无民族气节者的愤怒。显然，他和自己那些身处国统区、解放区的同行们一样，都在抗战初期将文学作品视为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战的手段。 虽然这些短篇小说在那个动荡火热的年代具有极强的宣传鼓动效果，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却很难予以过高的估价。与其说它们是成熟的小说创作，不如说它们更像是一篇篇新闻纪实报道。读者在其中看到的只是对抗战故事的简单叙述与呈现，缺乏真正感人至深的力量。这也就难怪当时有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五个短篇是作者的与生活脱节的作品”④。 对于我们的讨论更为重要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否高明，而是地方风物在师陀19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与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家写于1937年10月的小说《无言者》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篇小说在情节上非常简单，主要讲述的是一位名叫魏连德的伤兵在临死前所做的梦。梦境的引入使得《无言者》在结构上明显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小说的现实部分，主要内容是处在炮火和轰炸的间歇期的战场，以及在前线服务的童子军如何向死去的魏连德致敬；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魏连德“临死时候的梦”⑤，讲述的是他受伤后在意识恍惚之间，看到了自己家乡的保长如何借抗战之名欺压良善。有趣的是，虽然整部《无名氏》中所收入的小说都是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故事，但《无言者》中占有最大篇幅的部分，却是魏连德的梦境。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对残酷的战争场景的描绘只是一个简短的引子，作家很快就以做梦这样略显笨拙的跳跃方式，转入对河南农村的描写之中。在那段控诉保长鱼肉乡里、欺压村民的段落里，师陀用他那支拙于讽刺的笔详细地表现了保长帮助财主的子弟逃避兵役、偷逃捐赋，却硬逼着那些家里已经有人在前线战斗的穷人负担因战争开征的税款。在这里，阶级压迫如此严重，以至于魏连德的妻子发出这样的控诉： “我穷的没有饭吃，我的男人在火线上，我还得出钱；可是你们——人家的男人都征成兵了，你们却在家里享福，你们在后面发财！”⑥ 显然，师陀正是通过将现实场景与梦境并置的结构方式，让前线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与大后方那些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以抗战的名义贪敛钱财、压迫百姓的行为进行对比，表达他对于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愤怒。 事实上，类似于《无言者》这样，在叙述中将前线的战争场景与河南乡村的人事风物进行并置处理的作品，在师陀的抗战叙事中还有很多。短篇小说《无名氏》讲述的是一位没有名字的“兵士”因受伤掉了队，暂时在一位村中老妇的茅草屋里休息。由于中国农民当时对“国军”士兵普遍的不信任与敌视，老妇起初并不欢迎这位“兵士”，一心只求他赶快离开。然而，当日本人冲进村庄烧杀抢掠，杀死了那位“兵士”时，这位村妪却在刹那间与“兵士”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情，将自家的茅屋烧掉，与日本兵同归于尽。颇有意味的是，在小说写到日本兵在村庄中到处搜查，很快就要发现藏身茅屋的“兵士”，使作品的气氛紧张到极致的段落里，师陀却将笔锋从战争场景中转移出来，通过对这位伤兵眼前的“幻象”的描绘，再次将故乡的村落纳入到小说叙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