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总是在与读者的关联中成立的。作品的接受者或读者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此，要考察作品的意义，就相当于考察其在接受者那里激发出来的意义。对于经典作品而言，其接受史总是未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因而总有可能激发出新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经典作品的意义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鲁迅的《野草》正是这样一部经典作品。 迄今为止，鲁迅的《野草》在海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鲁迅的研究者对这一作品颇为倾心，赋予其各种各样的阐释。如刘颖异《日本的鲁迅〈野草〉研究》便对竹内好、丸山异、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山田敬三等学者的《野草》研究作了梳理，指出其思路和方法上的区别。①中国学者钱理群、孙玉石、解志熙、汪卫东等也对《野草》非常重视，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分析。② 但学者们常常忽视的一个方面是《野草》作为一部散文诗，对中国当代诗歌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身也是一种阐释，或至少是建立在一种阐释之上的。例如昌耀、彭燕郊等诗人的散文诗创作都受了《野草》的巨大影响；西川对鲁迅极为敬佩，对《野草》的诗境更是推崇不已。然而，在所有当代诗人中，对《野草》最为推崇的，是已故诗人张枣。张枣凭借《野草》，将鲁迅追认为“新诗之父”，同时声称，相比于鲁迅的创作而言，胡适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没有太大价值。乍看起来，这是一种极端的见解，不值得重视。但发表这一见解的张枣却是当代最优秀的汉语诗人之一。德国汉学家顾斌对张枣评价甚高。他说：“他是汉语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③“与其说张枣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像是张枣是20世纪最深奥的诗人。”④作为“汉语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和“20世纪最深奥的(中国)诗人”，张枣对《野草》的评价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连晗生《为散文诗的〈野草〉与新诗史叙述》一文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作者指出了《野草》研究中的一个悖论“从大多数论者的论述来看，他们都承认其为‘诗’，但是又囿于传统的惯性，将之置于新诗史之外。”⑤连晗生还注意到，《野草》对一些当代诗人如昌耀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连晗生的文章开篇甚至引用了张枣的话，即应当将鲁迅视作新诗之父，遗憾的是，该文却没有对张枣给出的这一评价理由进行深入分析——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做的。下文第一节探讨张枣的《野草》阐释遵循的总体思路，及其诗学背景和文化背景，第二节探讨其《野草》阐释与其他鲁迅研究者的异同，最后一节对其得失稍作评估。 张枣对《野草》的阐释集中见于《张枣随笔选》中的三篇文章《秋夜的忧郁》《〈野草〉讲义》《文学史……现代性……秋夜》，以及他在德国写作的博士论文《对诗学现代性的追寻：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的许多章节中。该论文第二章是对《野草》的集中探讨，观点与后来的讲稿《〈野草〉讲义》基本一致，但其论述更为细致和详尽。这篇博士论文是以德语写成的，目前国内还没有中译本，下文凡引用该论文处，中译文都由本人提供。 一、现代主义诗歌脉络中的《野草》 张枣是一名服膺现代主义诗学、同时又非常重视诗歌传统的当代汉语诗人。他对鲁迅的接受和阐释有其独特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便是：将鲁迅《野草》视为现代诗歌，并置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野草》的体裁是散文诗，而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如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等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散文诗。将《野草》视为诗歌，本身并不新奇。但张枣的《野草》阐释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将其视为现代汉语追寻诗学现代性的开端之作。张枣不止在一个地方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基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文学史……现代性……秋夜》)⑥ 对主体消极性的误察，使得文学史止步于描叙性(descriptive)的现象罗列，对趣味上的价值判断望而生畏，当然也就未能辨认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现代诗之父其实是鲁迅，而不是胡适。(《秋夜的忧郁》)⑦ 诗学现代性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是对“写”的存在主义的、元语言的、高度反思性的关注，是对写的过程和自己的写者姿态的高度自觉。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而非在白话诗的公认的发起者胡适的诗集《尝试集》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特征。(《对诗学现代性的追寻：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第一章)⑧ 《秋夜的忧郁》明确说出了张枣的评价原则：文学史应当做出“趣味上的价值判断”，而非仅仅满足于“描叙性(descriptive)的现象罗列”。张枣的“趣味上的价值判断”是以现代主义诗学为基础的，这从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张枣认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的主线是“对诗学现代性的追寻”。这篇论文的“前言”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说：“现代中国文学的最重要标志是对一种新的、异于传统的主体的表达。”⑨对这一“新的、异于传统的主体”，《秋夜的忧郁》一文说：“依我之见，鲁迅在《野草》中塑造的这个‘我’，这个抒情主体，是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以来最值得研究的符号之一……‘现代性’在文学场地里，指向的就是也必须是文学的现代性’。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范围里，有一个公认的坐标，那就是波德莱尔的出现，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现代心智(the modern mind)的问世，这个心智显然是十分自觉地将忧郁的主体作出一种‘恶之花’似的矛盾修饰法似的呈现，使得象征主义以来的任何现代抒情方式有了一眼可辨认的主要特征。”⑩张枣认为，鲁迅《野草》中的抒情主体是“忧郁的主体”，体现了波德莱尔以降的现代诗歌的现代心智的典型特征，因而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具有开创价值。张枣还借鉴了胡戈·弗里德里希等学者的见解，将这一现代主体称为“消极主体”(negative subject)，“因为它生成于现在生存的一系列的主要消极元素中：空白，人格分裂，孤独，丢失的自我，噩梦，失言，虚无……”(11)张枣这里提到的“空白”“失言”跟他多处强调的语言、元诗意识等诗学问题有关，正如《〈野草〉讲义》所说：“所谓主体的消极性是什么呢？就是讲自己像枣树一样受了伤后，感到孤独，说不出话，这就是主体的消极性。”(12)在张枣的诗学里，“消极性”与“言说”是相关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