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5-0108-05 文学家的柔情感性和战士的嬉笑怒骂、执戟上阵统括在独行的灵魂探索者身上，这就是用诗人、文学者的笔说战士的语言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把诗人比喻为“角剑之士”[1]102。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林语堂称之为“‘一个受了满身的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地胜利的‘武夫作家’(soldier-writer)”。[2]13增田涉把鲁迅称为“社会人”[3]149，以此与远离现实政治的其弟周作人相区别。鲁迅崇尚一种行动的语言，也就是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事务发言的权利。这种行动的语言除了反对用死的文言和不读中国书外，还表现为鲁迅一生执着的对于社会不满、永远反抗的姿势，也即是一种动的能力，一个知识分子对自我和社会能不断反省并赋予自己行动的能力。早在1920年，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七号上就有一个署名为缪金源的写过一篇《第三段的革命》的文章，他说除了提倡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外，还应该提倡行为革命，也即是把言语、思想落实到行动。“行为革命是什么？就是务实在的事业，做实际的运动。再说一句老实话，就是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做‘跛和尚说法能说不能行’！”“若要改造社会，我们自己须得有绝俗遗世的魄力，我们须得敢于自用，我们须得不怕攻击责骂！打破了一切的旧习惯，废除了一切的假殷勤，得罪了一切的大人先生那才是我们能实现我们新思想的第一天。”[4]可以看出，对于行动的要求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呼唤。 从鲁迅的文字中，人们感到了想要行动想要参与到社会中去的欲望。应该说，必要的时候，行动是一种尊严和正义的诉求。躲在象牙塔里固然是为民族未来设计，没有现在又哪有未来；现在都朝不保夕，又何谈未来的美好前景。鲁迅是一个执着于现在，执着于地上的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5]591，如果没有烈士的流血牺牲，真会像鲁迅所说的不管是异族还是外国人都会“如入无人之境”。当代作家张承志对马尔克姆·X宝贵的血性有这样的体悟：“我镂骨铭心地觉得，若是没有这样的自尊、血性和做人的本能的话——人不如畜，无美可言。我不知人们是否接受如上的思想。我不知我们古老的中国，是否应该接受如上的思想。我只是感到，这是自救的思想。”[6]93热血有时关乎尊严与正义，甚至比语言、优雅更重要。鲁迅从不赞成盲目的牺牲，他主张危险的时候“蛰伏”、“装死”，主张韧性的“壕堑战”，这就是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最韧性的战斗行动。 鲁迅所有的语言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启蒙。一直到1930年代，鲁迅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5]526鲁迅重视的是语言的动的能力，语言有时又会显得无力。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时代，需要一种强烈有效的行动来给一个民族灌输新鲜的活力和生机，而不是躲进实验室去。在这个时候，行动的速度会更见成效。另一方面，鲁迅希望国人摆脱死相。要表现出一幅生机民族的面子孔，首先应从思想的解放开始，从外国书中寻找解放自己的思想和动力。所以，鲁迅既是愤激又无不是发自心底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7]12除了提倡少看中国书外，鲁迅一生作为一个战士的面目可以说是他行动的最好证明，而他的杂文就是一篇篇战斗的檄文，不仅是战斗的，更是深思的，文学的。甚至可以大胆地说，鲁迅的杂文的意义并不亚于他早期的小说、散文，无论是在启蒙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学审美的意义上。通读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鲁迅也说过他写文章都是熬出来的，不是灵感的一泻千里，是靠挤。是这种挤牙膏的功夫使鲁迅的文字凝练、含蓄、充满文字的质感和美感。甚至，我们从鲁迅杂文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生活的节奏和走路的声音，这是一种新的美文，战斗的又是文学的美文。鲁迅因战斗的需要创造了这种文体，除了杂文的文体意义外，鲁迅杂文表现出的文字功夫、语言美感、深刻思想构成了其杂文的永恒价值。我可以想象到，这种杂文的写作比小说诗歌更费时间和精神。鲁迅的杂文没有敷衍之作，有些名篇可以成为千古经典之作。当我每次看《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时，都会感动。诗人的真诚热血和战士的正义勇气所挟带着的鲁迅心灵实感和暴风雨一样隐晦的力量使鲁迅的大多数作品沉郁顿挫，在血和泪中，我们体会到了鲁迅的坚韧和无奈。鲁迅自陈：“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5]4当段祺瑞政府枪杀学生时，鲁迅曾震惊于“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当他看到国民党杀人的时候，他本是支持国民党的，也不得不吓得目瞪口呆了。特别是当牺牲的是他的学生、朋友、熟人时，再怎么样的道理都掩盖不了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广州清党时，当时被杀的中山大学的学生毕磊就是鲁迅的学生。鲁迅自己躲在广州的白云楼上半年，趁着没人注意时才溜到上海。对于左联五烈士，鲁迅与其中几个都认识，特别是和他走路几乎是“扶住我”的柔石，鲁迅笔墨最多。在《北斗》创刊时，鲁迅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为了纪念柔石的失明的母亲悲哀地献出他的儿子的眷眷的心的。1933年6月18日，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先是赶往出事地点，继而又冒着生命危险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归来后，鲁迅沉重地写下了《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8]467杨杏佛被国民党杀害的时候，据许广平记忆，鲁迅出门参加杨的追悼大会时未带钥匙，是不准备回来的。特别是当枪炮对准自己的熟人时，鲁迅的沉痛是最深的了。这时候，任何所谓的法则、制度都无法疏解那种来自于残酷的现实的血的悲哀。所以，不管鲁迅是在当时北洋军阀手下做教育部的小官，还是后来经蔡元培的推荐拿着国民党的津贴，只要看到了蹂躏、压迫，鲁迅不会止住他的正义的呼吁呐喊。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气魄和心胸。他决不会因为几斗米而折腰，而且，在他们还未对一个政权真正地失望之前，他们认为批评政府是为了政府好。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就是因为他们反对假道学监督夏震武而集体辞职。这次“木瓜之役”胜利之后，许寿裳到了北京译学馆，鲁迅也决然回归故乡。在绍兴办《越铎日报》时，他们的主调就是骂，骂是为了革命政府好。孙伏园回忆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9]34孙伏园那时因为写了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章而得到鲁迅先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评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早期对于学生关注现实、敢于发言的重视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