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6)03-0074-08 鲁迅的复仇叙事之所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不仅是因为鲁迅的作品中，这种叙事写得最为诡谲波折，色彩称丽，而且也是因为这一叙事中潜藏的意蕴，最能体现鲁迅精神世界的个性与深度。近年来，研究者在这个话题上倾注了很多的心力，但多数研究者还是依循“复仇”的原始意义，在鲁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中也就是复仇者与复仇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话题，建构意义，诸如弱者对强者(社会恶势力)的复仇，先觉者对愚昧的庸众的复仇等等。这些固然都是鲁迅复仇叙事中的本有之义，但这些维度的认识还不足以显示鲁迅复仇叙事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独特性。20世纪末，我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中曾提到：“《死后》中的‘我’像影一般地死去，不让仇敌享受那‘惠而不费的欢欣’，也就是为了获得向仇敌报复的‘快意’。鲁迅在《孤独者》中塑造的魏连殳最终也是以肉体速死来向一个孤独者的精神痛苦复仇的。”[1]在此，我拟将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申说与论证，以对鲁迅创作中的最有魅力的复仇母题叙事提供一种新的理解维度。我认为，鲁迅复仇叙事的独特性并不在他与外界社会的关系，而在鲁迅自身，在于鲁迅内在的精神自我与肉体自我的冲突。鲁迅是一个特别注重和推崇精神生活的贤者，从他早年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到晚年借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都可以看出鲁迅毕生都在关注和建构着自己的精神自我。精神自我是可以由自己做主的，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肉体自我的产生并不是自主选择，其成长也往往不在自我意识的控制范围之内。对于精神自我而言，肉体或者是一种苦难，或者是一种负担，或者是一个虚无。精神自我的成长壮大，不得不承受着肉体的苦难折磨，负担压抑和虚无的消解与异化。在这种冲突中，精神自我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向肉体自我实施报复，最终在这种快意复仇中成就一种极致与飞扬的大欢喜的生命境界。这就是鲁迅复仇叙事的精髓所在，也是鲁迅给现代中国文学复仇母题的叙事深度做出的独特贡献。 肉体的苦难是伴随鲁迅一生的沉重。作为长子，鲁迅从小就在为父亲的病而奔波，也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肉体的病痛(水肿、喘气)对父亲的精神的折磨。鲁迅自己也长期患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慢性疾病。据须藤五百三的说法，鲁迅患有龋齿、胃肠加答儿、消化不良、肠迟缓症、长年食欲不振、便秘、痔疮、筋骨薄弱、肺结核、胸膜炎等病症[2]。这些慢性疾病，有的会引发疼痛，有的使得身体严重不适，造成精神的紧张或萎靡。这种肉体上的磨难，在鲁迅的日记里常可找到记载。查阅鲁迅1913年与1914年两年日记，关于头痛、胃痛、肩痛、大发热之类的记载，其频繁程度实在令人吃惊。1913年10月1日的日记说得尤其痛切：“写书时头眩手战，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这种忧患当然是指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恶劣而言。健康的肉体是在无形无觉中承载精神的飞扬的，而当一个肉体无日不忍受着病魔的肆虐，精神的关注点就不能不被拉回到肉体自身。有的朋友说鲁迅意志坚强，对自己的病况从不在意，才能够在如此严重的肺病折磨中活到超出医学预期的生命长度。如果说鲁迅全不在意自己的病，这是对的，是鲁迅对病症的达观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郜元宝的意见，他在《从舍身到身受——略论鲁迅著作的身体语言》一文中曾指出：“很难想象，鲁迅的作品倘没有这种身体言说，其表达力量会打多大的折扣。鲁迅文学的一个至今被忽略的地方，鲁迅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中的独异之处，就是他几乎固执地坚持将现代中国思想感情的全部困境尽量拉向自身并予以身体化的呈现，在直接的身体感觉的充分玩味中探询可能的出路，而不是把身体抛在一旁，任由本不足恃的精神之‘影’一意孤行。”[3]确实，鲁迅是一个身体书写的圣手，他比任何现代作家都更善于也更深度地关注着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关注自己身体的病痛。身体的病痛是时时在磨砺着鲁迅的神经的，对此鲁迅深感无奈。鲁迅不仅感觉到“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而且认为人于痛苦简直“无法可想”。他宣称，“自己对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4]16确实，这种痛苦一旦到了无可忍受或者无法可想的时候，鲁迅就不能不憎恶起这肉体自身。病魔的肆虐带来肉体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促使精神产生对肉体的憎恶，而憎恶的心理引发或者说培植起报复的意志。这是一个个体性的但无法扭转的生命逻辑，鲁迅后来在同自己的心爱者谈论起身体这一私密性话题时，曾经沉痛地说自己一度设法自我泯灭。“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4]79。 对于肉体病痛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可以用来解释鲁迅为何会与佛学发生关系。据许寿裳回忆，民国三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另查鲁迅这数年的书账，除佛学著述与大量的墓志碑帖外，鲁迅几乎很少购进介绍西方人文思想的新潮书籍。鲁迅本人文化修养中的佛学资源，这已经是公认的学术界共识。但有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学术界也是应该回答的。一是在鲁迅精神结构中，佛学思想有怎样的位置？二是鲁迅要读佛经，而且用功很猛，为什么不在东京时期，也不在五四以后，恰恰在“民三以后”的那个几年？关于前者，晚年鲁迅曾对人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5]这所谓“鬼气”与“毒气”，不太可能如某些研究者们所指认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是礼教，是三纲五常，鲁迅对此洞烛幽微，批判从来不遗余力，他不大可能称之为游荡不定似有非有的“鬼气”。而且，儒家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也有不少合乎人情物理的地方，如尊师敬老等，鲁迅一直身体力行，也不可能感觉其如“毒气”般可怖。我认为，被晚年鲁迅视为“鬼气”般无形无影而又无处不在，“毒气”般可惊可怖的精神附着物，很有可能恰恰指的是佛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这段话表示出的就是，佛家思想给自己的精神所造成的巨大紧张和沉重压力，鲁迅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鲁迅爱护青年，希望他们不要像自己，活得如此沉重与险峻。但鲁迅也知道，面对如此的污浊世间与烦恼人生，佛家思想确实能够解决一些令人困惑的人生根本问题，所以才“想除去他，而不能”。直到晚年，鲁迅仍然以佛经中的某些偈言作为处世的座右铭，如在1934年5月，日本僧人高昌眉山访问中国，曾造访周府并求墨宝，鲁迅当即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语“如露复如电”一句，以赠友人，那种世事无常、人生如幻的感受依然可见。 至于后者，则显然与佛学的思想逻辑有关。佛学是一门哲学，阐释的是人为什么痛苦以及如何解脱痛苦。一切皆苦，这是佛教四大义谛中的第一义谛。而且，佛教判定一切皆苦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的逼迫性，即个体生命在与有情世间的联系中，由于矛盾、缺陷等原因，情感、意志、思想、心理等方面产生的逼迫与恼忧，如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二是身体本身的生理病痛，即所谓生老病死四苦。佛教认为，十月住胎时人就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一朝分娩，则众病交攻，四大难调，无有宁日。将人的生理性苦痛极度夸大与渲染，恰恰正是佛教人生价值观的独特之处。精神的逼迫性与生理的病痛性，鲁迅当然兼而有之。但是，在这双重苦痛中，生理性病痛应该是直接触媒，促使鲁迅接近佛学，这时的鲁迅，年龄刚满三十岁。一般说来，这种年纪刚健活泼，如日中天，正是人生最富精力的时期，也是最有创造性的时期。但鲁迅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份生命的华宴，而是无日不在忍受肉体痛苦的折磨。长期处于精神矛盾与紧张之中，人最容易萌生怀疑，破除法执，长期患于病苦的人，则最容易视肉体生命如桎梏而破除我执。佛家认为，只有“我执”与“法执”的双重破除，才能验证佛家所谓“生存即苦”，才有可能体味到佛家悲智双运的般若境界。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对他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6]这种赞叹语气，重复强调，表述出来的当然是铭心刻骨的感受。精神逼迫固然让鲁迅痛苦，但鲁迅心灵力量的强大，足以忍受甚至化解这种无形的痛苦。而生理病痛对神经的尖锐的磨砺，则是有形有感的痛，是物理的痛，越是敏感的心灵，对这种物理病痛的承受力越是脆弱。可以说，只有想象肉体病痛对鲁迅的折磨，才能真正领略到鲁迅对释迦牟尼的钦佩心情，才能真正领略到鲁迅独自“咀嚼人我的渺茫悲苦”这一胸襟的寥廓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