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战爆发至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在解放区前期文学中，许多作家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已然展开。因为批判主体的自身身份是知识分子，所以，这种批判在性质上就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有关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知识分子批判、改造的问题，已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究，但是，对于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迄今却鲜有系统的探讨。为了还原历史真实，也为了深入理解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内部关联，本文将以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的相关作品为考察对象，以其中所着意呈现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对比关系为基本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集中的梳理和分析，以求方家指正。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一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乃至整个政治界、思想文化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抗战爆发后，动员民众为抗战服务，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现实问题。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以发挥其作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认知。1939年5月，毛泽东就知识分子问题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热切希望他们“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①，以此切实承担起“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②的责任。这代表了当时解放区主流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解放区其他一些代表性人物所持观点与毛泽东的论断是一致的。在知识分子中的“文艺人”(作家)与“民众”的关系上，艾思奇强调前者是后者的“教育”者。虽然他也要求前者向后者“学习”，要“学习他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言谈”，但是，在他看来，“学习”只是“文艺人”“拿民众自己的东西来加以精制”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在“还给民众”、“教育民众”③。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所谓“民众”主要包括农民和主要由农民武装起来的士兵。对于知识分子与这两种民众的关系，周扬以新文学演变历程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中的“文艺人”为例，分别作出了具体的论述。其基本观点为：知识分子承担着“改造”民众与鼓舞民众的重任，其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深入现实”、深入民众。他看到，随着抗战的爆发，新文艺的中心从大都市迁移到了广大农村和小市镇。环境上的这一巨大变化，促使“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文艺人需要“向现实更深入”，一方面是为了“直接向现实生活去找原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造”环境和“大众”、使新文艺承担起“向大众方面改造”的重任④。有感于“发扬民族的积极精神的作品”之“可怜的稀少”，周扬还要求“文艺人”打破自己“生活的限制性”，号召他们“到前线去”“和战争结合”，以“吸取不尽的丰富材料”来展示“中国现实的积极面，中华民族力量的储藏量”，藉此“坚定读者的胜利信心”⑤。周扬鼓吹“发动和组织作家到前线去”，是艾思奇号召“文艺人”“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的一种具体形式，其目的最终也在通过对于日渐增长的民族抗战力量的透视来鼓舞民众的信心。 作家们对主流政治界、思想文化界“走进民众”的号召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平视的角度，一方面挖掘并展示了民众中所蕴藏着的积极力量，以此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另一方面则承担起了“教育民众”的责任，对他们身上所遗留的精神痼疾进行了剖析。例如，对于其中的“士兵”，他们是既有赞赏也有剖析的。何为的小说《大地的脉息》(1940年6月作)和马加的小说《过梁》(1941年7月作)分别刻画了一个新四军战士和一个八路军通讯员的形象，通过揭示他们“总要为人民大众做些有益的事情”的情操和“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怕牺牲的精神，勾画出了中国抗战的脊梁、呈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希望。而吴奚如的散文《运输员》⑥和丘东平的长篇小说《茅山下》(1941年7月作)所取角度则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它们揭露了军队内部的矛盾和官兵身上的缺陷。前者通过对一个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士兵与青年学生争坐三等车厢的描写，对其头脑中潜藏着的“农民的平等观念”进行了剖析；后者通过对新四军某部那个工农出身的参谋长郭元龙复杂性格的塑造，批判了他的游击习气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徐懋庸在总结抗战四年来华北敌后文艺界的成绩时指出，文艺“在群众当中，在军队里发生了宣传与教育的作用……改造了军队与民众的思想”⑦。 但是，在“走进民众”的过程中，却也同时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在不少作家那里，原本作为手段的“向民众学习”却成了目的，原本应该作为目的的“教育民众”却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批判。一般说来，当作家以上述这样的平视角度对民众进行客观书写时，其内容和基调不论是“赞赏”还是“剖析”，作家作为主体还是保有其独立性的。而当其书写视角由平视变为仰视时，作家自己即已与民众形成了对照；这样，民众的形象越是高大，作家(知识分子)作为其反衬必然变得越是卑微。邵子南的叙事诗《骡夫》⑧较为典型地演示了这种视角的变化。 诗歌叙说“一个诗人坐在山坡上和我讲”的“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一个饲养员的故事”。故事中的那个骡夫，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单身汉。在作者笔下，这个“一辈子流着热汗的农民”，却表现出了一种“辉煌的性格”。他自愿为政府当了骡夫，骡子也交给了公家，并且亲自喂养；在救国献金时，他把他靠“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钱全部交了出来。本来，歌颂这样舍己为公的品质，也未必一定导致作者主体性的缺失。但是，作者在整体运思中却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反转。诗歌起首写道，一个诗人“向我叙述一个故事”；最后，它以“这样的人(指骡夫——引者)的性格，才真是诗篇的主人，诗人向我又这样说”结束全篇。“诗篇的主人”本是那个“诗人”。但在那个“诗人”心中，被叙说的骡夫凭着如此“辉煌”的性格，顿时就反转成了叙说者。在诗后所附“说明”中，作者写道：“那时我们的思想水平低得很，对农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一听之下，很感动，所以尽量按着原来的样儿写，想保存那样的一个骡夫的面貌。”正是这种“感动”的心情，导致了对仰视角度的使用，并进而导致了作者(包括那个诗人)主体性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