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3-0081-07 DOI：10.16255/j.cnki.11-5117c.2016.0048 近年来对京派文学的研究，依然较多地集中在京派作家的文学风格与文学情趣方面，尤其是集中在对废名与沈从文等人的研究上，而对于京派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在文化的大背景下，京派作家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还缺乏更加充分的研究。关于京派的形成，文学史家们从1920年代早期的新月派作家到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授作家群，再从北平与天津等地的文学编辑与文化人等，有过比较细致清晰的梳理。但是如上所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不同时期的这群作家，能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且这些来自于完全不同地域的作家们何以被称之为“京派”作家？本文认为，文化认同是京派作家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所谓文化认同，对于京派文学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在京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它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二是它对京派文学的审美特性构成一种特殊的张力，使这个流派既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很大的弹性和容量。可以说，文化认同是京派文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产生长远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欠缺。加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探究京派文学的特质，尤其是探讨京派文学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化是复杂的存在，文化认同也是复杂的形态。文化认同不是单向度的你认同我或我认同你，而是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正是在多种文化的互融互动过程中，达到某种和谐，形成某种共同的趋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当以1930年代京、津等地的作家和文化人为主体，他们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乃至审美追求，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京”的关系不同寻常。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废名这几位京派的经典性代表作家，尤其是所谓京派的领袖人物周作人，没有一个是北京人，也没有一个人的主要代表作是写北京的。对于北京来说，他们全部都是外乡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废名笔下的“竹林”，都距北京很远，最多像周作人那样，作为一个外乡人写几篇小文，谈谈“北京的茶食”之类。既然如此，他们何以叫“京派”呢？也就是说这些人走到一起，并不是对北京地域性的认同，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更为开阔的超越北京地域特性的文化认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认同呢？使京派作家得以成为一个流派的所谓文化认同又特指什么呢？对京派文学来说，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历史文脉的认同；二是精神谱系的认同；三是审美追求的认同。 一、历史文脉的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形成 历史文脉在相当程度上与地缘文化有关，比如当下热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自古以来燕赵文化的刚柔并济成为了这块土地的文化特色；从历史上看，燕赵大地具有多种民族长期杂糅、共同生活的特点，这又构成了这块土地包容大度的文化气象；而近现代以来，京津冀又长期处于同一个行政区划，三地的社会发展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有着深厚悠久的文化基因，历史文脉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先天优势。对于京派文学来说，历史文脉的认同就比较复杂。京派作家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基因与背景，而且浙江(周作人)、安徽(朱光潜)、湖南湘西(沈从文)、湖北(废名)、福建(林徽因)、山西(李健吾)等地的文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独特的。但是，当这些人都聚集到京津大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京津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虽然笔者强调，京派文学与是不是北京作家，是不是写北京的人和事，作品是不是具有北京风味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京派作家就完全不受京津文化的影响。过于注重京派作家与京津的关系是偏颇的，尤其是以“京津”画线是不符合京派文学的性质的，而完全不考虑京派作家与京津的文化关系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京津文化对京派作家的创作，对京派文学的形成，都是有着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的。沈从文的《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地的人情人性，但这与京城古老文化的对比映照是分不开的，京津(也包括南京、上海，还有青岛)等现代大都市的文化显然深深地刺激了沈从文对文明与文化的反思，长期郁积在沈从文心中的湘西生活，在京津等地得到了发酵与激活，这才有了他对湘西的赞美(有时显然是理想化的)，同样也有了他对湘西的批判。可以说，“京城”是“边城”的文化参照，没有“京城”就没有“边城”。废名也是如此，他那些写湖北老家的“竹林”里的“三姑娘”的故事，“菱荡”里的故事，“桃园”里的故事，是那么清纯，那么感人，又那么令人神伤，宛如一幅幅质朴古老的传统山水画。而这些画里所承载的厚重，所透露出的叹息，远远不只是作家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了。它们有一种绵长的穿越时空的历史感，他们使人在作家故乡的故事里品出了整个古老民族的种种韵味，这里毫无疑问地浸润着废名在北京所接受的文化体验。周作人是喜欢写家乡的作家，只是他的故乡不止一个，浙东、南京、北京、东京都是故乡。惟其如此，他叙写故乡的文字渗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他写北京，人们常常被牵引到他的故乡；他写故乡，又往往从北京起笔。在周作人的笔下，已经分不出哪里是故乡，哪里是京城，哪里是本土，哪里是异国，这就是文化的融合与交汇。从周作人本身来讲，虽然学问很大，文气很足，但从浙东文化的底蕴来说，终究感到其格局有限，而北京带给周作人的是万千气象，在京城，周作人终于成为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杂家大师。在北京再久，也改不了周作人那令人难以听懂的浙东口音，而北京给予周作人的胸怀和眼光，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都读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