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6.10.003 近年来学界对萧红的研究一直较热，著述颇丰，从数量上看高于丁玲，仅次于张爱玲。回顾萧红研究80余年的历史，总体来说呈现先抑后扬的轨迹，而对已有的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进行考察，情况大抵相同。具体来看，随着时代语境变换，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的萧红书写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文学史成果的区域分布包括大陆和港台。②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代到新时期初期即1980年代中期之前，受制于文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文学史观影响，此时期的萧红书写基本注重从文学救亡视角，对《生死场》为主的前期创作进行重点解读，对其他代表性作品关注不够且批评多于肯定，没有完全呈现和诠释萧红创作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直至当下，萧红的文学史书写注重从现代性与文化启蒙视域来分析和阐释萧红的创作及文学史意义。总体看来，萧红的文学史书写经历了先抑后扬的演进轨迹，从中也反映了文学史话语范式的发展变化。 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 20世纪50年代萧红被正式写入文学史。在50年代文学史中，萧红作为左翼青年作家和萧军一道崛起文坛，她的创作虽然稚嫩、不乏弱点，却勇于在国难当头之际愤怒书写民族苦难和抗战，文学史对萧红的这种书写和定位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这种走势在大陆和港台乃至海外的文学史中大体一致。在第一个大的阶段的文学史中，萧红和萧军大多是同时出场，顺序是萧军在前，篇幅一般也多于萧红，而且对萧军的评价要高于萧红。在第二个大的阶段的文学史中，对二萧的书写出现了大调换，萧红在文学史中不仅评价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她的出场顺序已在萧军之前，且有单出头的个别情况，而萧军在文学史中的书写却越来越萎缩。 大体看，在1949年之前的文学史写作中几乎找不到萧红的影子，20世纪50年代后萧红开始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学史中。在50年代号称“三部半”的文学史中除张毕来的文学史外，其他三部皆有对萧红、萧军的书写，并且基本处于相同的章节结构中，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年这一时段，这样的章节安排在60余年的文学史中变化不大。 受制于现代文学学科初建时受政治“提携”的学科特点③、时代政治要求语境，加之文学史写作者主观的政治真诚，50年代的文学史皆将中国新文学史看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文简称《史稿》)绪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的新文学的定位和属性，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艺方面的“斗争和表现”。5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都在此指导思想下完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文学历史现象，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萧红的创作多作政治化的解读，都重点关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及其中的抗战内涵，在肯定其抗战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又对其思想和情绪弱点进行批评，对其他体现萧红创作特色及贡献的文学文本很少提及。王瑶的《史稿》堪称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新文学史著述，开创了文体分类的写作体例，而且可以说在新文学史中，王瑶的《史稿》第一次写到萧红。王瑶的文学史涉及萧红的作品虽然有限，重点介绍了《生死场》，未论及《呼兰河传》，但较有亮点的是率先注意到了萧红作品艺术上呈现的特点和不足。王瑶的文学史受到蔡仪的尖锐批评，认为它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倾向，要求文学史向政治倾斜。④蔡仪的主张影响了同时代的丁易、刘绶松等人。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牵强地对萧红的创作进行过度的革命化、政治化阐释，对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几乎未涉及。受制于“苏联模式”的影响，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基本贯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论”这一红线，论述了《生死场》在抗战方面的现实意义和鼓舞人民抗战的价值后，随即指出它没有突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所起的领导作用，只是写了人民自发的斗争。同时还批评萧红“继《生死场》之后写出的《马伯乐》和《呼兰河传》，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了。个人的悒郁代替了战斗的气息……那种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又经常把她拖进苦闷深渊的缘故”⑤。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留学过苏联的丁易为了彰显政治倾向的进步性而套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理论来整合新文学，以致把理论产生的时间提前了，不顾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这种思维方式的简化症后来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发展成一套可以更熟练操作的程式”，把文学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已经很难见到“文学”。⑥ 1976年10月后大陆文学史写作重见天日，再次出现热潮。本文只列举80年代中期前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按出版时间有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九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后来还有孙中田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等等。较之1950年代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评论重点依然是《生死场》，评价基调基本相似，对《呼兰河传》几乎都以批评为主，只在个别作品的提及上稍有不同，总体变动很小。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新时期初期权威的文学史，从出版时间看似乎算不上最先出版，但实际上早在1961年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就开始编写，到1979年末才出版，此间社会环境变化已翻天覆地，它也试图吸收新思想、新成果，但结果新旧掺杂，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既有老干，又有新枝……正因为如此，‘唐弢本’出版后，既成为新文学史著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又让人觉得新鲜感不足。”⑦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表达对唐弢本文学史中萧红书写的感觉。唐本文学史主要还是对《生死场》进行了重点评介，结论是“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对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的评价则是“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较之王瑶的《史稿》中没有涉及《呼兰河传》，唐本有所涉及。较之丁易的《史略》的论调大同小异，都对其作品因个人处境和生活的狭隘而出现的忧郁、孤寂情绪作了批评。 50—80年代港台地区出版了林莽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廿年》、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周锦的《中国新文学简史》四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前两部对二萧介绍相当概略且评价不高，认为《生死场》不够凝练、结构散漫，强调“端木蕻良的文学才具，是驾乎其他的东北作家之上的”⑧。 香港的司马长风本《中国新文学史》于7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版，相比港台地域学者的文学史还是首屈一指且有分量的。这部文学史写了四年多，边写边出版，虽有争议但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他对萧红及萧军的评价在同一时期的两岸三地文学史中自成一家。他基于“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文学史”⑨的写作理念，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平常的作品”，并认同从纯文学观点看这本小说“相当平庸”的论断，以此逻辑对《呼兰河传》赞赏有加，认为“正因为创作的心灵自由了，一切类型化、观念化的要求退隐了，《呼兰河传》才透出了鲜烈的个性，成为战时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他将《呼兰河传》的成就和魅力置于鲁迅和沈从文、老舍之上，这种评价不乏个人的情感偏好，难以服众。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虽不是严格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但与大陆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史相比，有超前感，读来很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