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8-0001-07 长期以来，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陈独秀、胡适以及《新青年》《新潮》等杂志；而一提到《东方杂志》，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与新文化阵营进行论争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派”。《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代表了“五四”时期文化发展上的两条路线，代表了激进与保守的两极。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固化了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同时也窄化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对于《东方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其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只是由陈独秀等激进力量独立完成的？是否只有《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参与了新文化的建设？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或许就会发现陈独秀和《新青年》只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核心、最激烈的部分，还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由其他人或刊物来完成的。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五四文化圈”①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可以将许多以前被遮蔽、被否定的部分重新诠释整合到“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叙述之中。其二，《东方杂志》真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吗？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当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重新考察《东方杂志》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后，我们发现，以前人们对《东方杂志》的认识是割裂的、静止的、片面的，只看到了与陈独秀和《新青年》论争时期的《东方杂志》，只看到了它在论争中呈现出来的“保守”形象，而忽略了这之前与之后的《东方杂志》。当我们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时，我们可以把《东方杂志》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表述为以下三点：新文化运动初期，《东方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新文化运动中期，《东方杂志》是新文化阵营的论争对手；新文化运动后期，《东方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进者。 本文考察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前后《东方杂志》的文化思考以及它对新文化运动所起的思想先导作用。 历史学家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定为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的创刊，认为它举起了科学、民主两杆大旗，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兴起。其实思想革命的思路并非始于陈独秀，而是他从梁启超等前一辈启蒙者那里继承来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搞的“新民”运动，就是一场以西方文化来开通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只不过，梁启超的新民运动虽然以西学为启蒙指导，但并不因此而强烈地反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和文章学术，其文化立场的核心还是中体西用。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共和初年的乱象，让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认识到，政治革命之外，中国还需要进行文化革新。民国后《东方杂志》很鲜明地体现出这种时代要求，开始有意识地将探讨的重心转向思想文化道德方面，这一点比陈独秀还要早，在许多方面堪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一、“精神救国论”的提出 1913年7月，《东方杂志》开始连载伧父(杜亚泉)的长文《精神救国论》②。这篇文章是杜亚泉在民国之后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纲，体现了他对世界潮流的把握、学术思想的转型、对思想道德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新思考。 文章开篇就讲道：“吾国民所倡导之物质救国论，将酿成物质亡国之事实。”为什么物质救国会酿成物质亡国呢？那是因为物质救国的思想基础是“危险至极之唯物主义”，“我国今日之社会，道德堕落之志，喧腾于众口者，推其主因，实承唯物主义之弊”。他将唯物主义的弊害归结为三条：“一激进人类之竞争心，二使人类之物质欲昂进，三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作者细数了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及危害： 此主义航渡东亚，输入我国。我国民受之，其初则为富强论，其继则为天演论，一时传播于上中流人士之间，炫耀耳目，渗人脏腑。而我国民之思想，乃陷于危笃之病态，卒至抛掷若干之生命，损失若干之财产，投入于生存竞争之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祸乱之兴，正未有艾…… 革命之兴，其表面之标帜，为汉人与满族之竞争，其潜伏之势力，为官僚与亲贵之竞争。而一般之现象，则为攘夺权利者与占有权利者之竞争，故饭碗革命之新名词，在当时已哄传于道路。革命成功以后，一切外交军事政治法律，殆无不可以金钱关系概之。物质势力之昂进，已达于极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物质主义之革命，其结果正当如是。今日者，我中华民国之共和国民，以多数之生命，强供暴乱派之牺牲，以有限之金钱，代负官僚派之债务。双方压迫，殆无解免之方。彼唯心派所谓人权自由者，吾侪几不复能梦见矣。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杜氏在文章中全面梳理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指出西方哲学经历了拟古主义、唯心论、唯物论、新唯心论四个阶段。“而此十数年来欧美社会之思潮，乃急转直下，全然改变其面目，唯物论破碎，唯心论复兴，物质主义一转而为精神主义。”作者提出，中国也应该与世界思想演变的潮流同步，“欲救济今日之社会，不可不揭示唯物论之破绽，打破唯物论之根据，使知吾侪向来所认为万能、奉为天则者，在现世纪中，已确知其为一种谬误之学说”。西方社会新兴起的“新唯心论”“为今日救国之良谟”，“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