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文学传播与人事纠葛　　

      

      初版本《呼兰河传》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的兴起，现代文学文本的版本问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关注。版本是古典文献学的核心要素之一，版本学也是古典文献学的基本分支，旨在“研究各种版本的形成、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优劣和成书时间”①。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内涵、排印技术等因素的变化，文学文本的版本状况变得更为复杂，“正文本”之外，“副文本”因素也得到了较多关注。正文或正文本即版本文字内容的主体，而“副文本”概念源自法国文论家热奈特的观点：“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最单纯的、对外围知识最不感兴趣的读者难以像他想象的或宣称的那样总是轻而易举地占有上述材料。”②以此为基础，金宏宇教授将其移化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并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补充：“‘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是指正文本周边的一些辅助性的文本因素。主要包括标题(含副标题等)、笔名、序跋、扉页或题下题词(献辞、自题语、引语等)、图像(封面画、插图、照片等)、注释、附录、书刊广告、版权页等。”③

      借助“副文本”的概念，本文试图对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展开研究。《呼兰河传》自1940年初刊、1941年初版以来，坊间所传版本已不少于两百种(其中部分为重印本)，其生命力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前，仅有三个版，此后至新时期，该书在大陆表现沉寂，但再往后、特别是新世纪，出版非常之活跃。港台地区方面，出版一度活跃，但新世纪以后已略显疲态。检视相关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从作品的艺术特色、女性文学等角度展开；仅有少数学者如晋浜④、张枚⑤、章海宁⑥等人注意到了其版本情况，但总体上较为零散，相关历史信息的归结还大有空间。考虑到《呼兰河传》的版本非常之多，不同版本的副文本因素往往又多有差异，我们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对其“副文本”因素进行爬梳，借此，希望不仅能增加对于版本的感性认识，也能揭示出时代语境、文学传播乃至人事纠葛等方面的因素。

      1940年9月1日到12月27日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连载刊出《呼兰河传》，是为初刊本。1941年5月(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单行本，是为初版本。未及一年，萧红即病殁于香港。可以说，无论是萧红最后岁月的辗转漂泊，还是《呼兰河传》最初的面世，都是在战火纷飞、抗战救国之时，所以观照建国前各版《呼兰河传》的“副文本”因素，不难发现其深刻的时代烙印，郑伯奇的相关序言与茅盾的《序》，骆宾基所作小传，都是此时期《呼兰河传》“副文本”因素的重要内涵，这不仅影响到了萧红形象的建构，更是对日后萧红作品的批评与文学史建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由于多种原因，初刊本《呼兰河传》已经残缺不全，难以复原其全貌，本文从1941年5月的初版本谈起。该版为张静庐发行、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二辑之六》。(桂林)上海杂志公司所出《每月文库》每月刊行两三种，收纳戏剧、诗歌、小说、实地报告及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十册为一辑。《每月文库》被认为是郑伯奇“编辑的丛书中最为卓著的一套”⑦。此版《呼兰河传》发行2000册，封面有一个紫色方边框，印有精美的双龙戏珠的图案，“呼兰河传”四个字为黑色，竖排排版，极其简洁。书中有郑伯奇所作《每月文库总序》和《二辑弁言》。前者提到“‘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成了一时的风气”，“编者厕身文艺运动的行列十有余年终鲜成绩殊深惭悚，当这抗战紧急的时期自己既未曾‘执笔从戎’，又未曾写成纪念神圣抗战的东西，若能搜罗推荐一些优秀作品，对于精神动员能尽一点微薄的责任，多少总可以问心无愧了”。⑧后者则谈到“希望各方的盛意有加无已，文库能追随着抗战建国的巨轮，一辑又一辑地，长此继续下去”。⑨《每月文库》既自认是肩负着为抗战建国立言的重任，《呼兰河传》最初的精神价值也可认为是设定在抗战文艺乃至“抗战建国”的时代语境之中。

      1943年6月，桂林河山出版社版《呼兰河传》署名“松竹文丛社”编辑，印行3000册，“呼兰河传”的书名印在了封皮上方的黄底上，封面似是一座寺庙的大门，与其叠影在一起的依稀是一群手执旗帜、香火和祭品的人们，图案只有轮廓，朦胧抽象，但能感受到其场面热闹非凡。该版除了封面和版权页，没有别的副文本资料，相较本文所引的其他版本《呼兰河传》，实有仓促之感。究其原因，大抵是河山出版社出版方名声微薄，运营时间短暂，仅两年左右光景，实际的出版物也仅有四种，影响力着实有限。⑩以此来看，该版发行3000册，实属不易；而从出版方的意图来看，四种出版物，两种为苏联读物，另一种为作曲家姚牧的新作集(苏联读物中亦有一种为苏联抗战歌曲)，可见其亦是包含了“抗战”甚至是文艺大众化的意图。此外，抗战以后，桂林一时之间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人士，出版事业一度非常之兴旺，构成了抗战以后的新气象，但确有不少杂志和出版社，因为人员变动、经费不足等方面原因，缺乏稳定性，实存时间短，日后则成了文献搜集与文学史研究的难题。河山出版社实存时间短，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版本信息的不确定(重要当事人骆宾基对于此版的误记或并不知情(11))，在这些方面都有某种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