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一直揄扬“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并普遍认同“五四”对传统文学的彻底批判和疏离特征。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王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五四”与传统文学实质上存在着相当密切的继承关系。①受其影响，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②然而，迄今为止，在这些成果中，能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观点并不多。文学经典是文学传统的核心部分，世人对传统文学的认识也主要建立在对其经典作品的阅读记忆上。因此，经典对于“五四”与传统关系的考察具有特殊意义。换言之，五四作家对待传统文学经典的态度，既可折射出“五四”与传统文学的深层关系，本身又蕴含着五四文学自身的丰富内涵，很有探究之必要。鉴于现有研究成果虽间或涉及这一问题，但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也缺乏从“经典重构”角度进行审视。本文希望对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既以推进对“五四”与传统文学关系的认识，同时也深化对五四文学和文化本身的思考。 一、传统经典：从反叛到重构 尽管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概念内涵有多重解读，但是，就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文学经典有其独特意义。它们是构成文学传统链条上耀眼的珍珠，其形态不一定相同，却共同构成了有独特文化和审美个性的文学历史，形成了有内在关联的独立传统，并参与民族独特文化精神的构造，沉潜为民族无意识的一部分。正因此，在文学的延承和发展中，经典具有重要而又复杂的意义。一方面，浸淫着独特民族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文学经典，以及由这些经典构成的文学传统，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者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并对其精神进行感染，对其创作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任何作家都无可置疑会受到传统经典的影响，甚至说，与它们产生关联，被融入传统中，传统经典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精神皈依。“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③而且，对于作家来说，除了精神典范上的意义，传统经典还具有实际层面的价值。因为在传统的辉映下，经典自然拥有崇高的社会声誉或者广大的读者市场，借助其光环，经典的傍依者和追随者往往能在社会影响上获得一定的现实效益。 另一方面，“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④经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较多的权力因素，承担着主流文化的主导功能，被赋予一定的权威和训导意义。对经典过分的倚重和推崇，可能会形成某些僵化范式，对人们思想造成有形无形的限制和阻碍，从而制约文学的创造性发展。所以，对既有经典的反抗也往往成为经典建构中的重要部分，甚至说，文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建构经典与解构和重构经典的复杂过程。这一点在社会变化比较剧烈的时期尤为显著，“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⑤ “五四”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文化巨变的时期。对于借镜于异邦、与传统文学有着迥异面貌的新文学来说，要从主流的传统文学氛围中脱颖而出，对传统经典的批判自然是首要目标，但要真正发展和丰富自己，特别是要赢得社会认可，借助传统经典效应也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或出于自觉或出于直感，五四新文学倡导者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态度，就表现出批判、否定和保留、依靠的两面性。 五四文学初期，正奋力从传统文学中反叛出来的新文学先驱者，对传统文学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经典作为传统文学的代表，自然成为批判者的主要矛头所向，他们试图借摧毁这些权威堡垒，为新文学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典型如张扬“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将“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全面横扫，几乎囊括所有主流传统文学。再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以“人的文学”视野来审视传统文学经典，也只见负面意义而无视其积极价值。像《封神传》、《西游记》和《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名著，均被列入“迷信的鬼神书类”、“妖怪书类”和“强盗书类”，并视之为“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东西，统应该排斥”。⑥钱玄同的态度更为决绝和极端：“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⑦ 然而，正如有学者早就指出的，五四作家的反传统主要针砭的是同代人的传统文学创作，而非传统文学本身，⑧几乎从一开始，五四作家中就有对传统经典不完全相同的声音。或者说，有人明智地意识到应借助传统的支援，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学进行辨析和区分，以从中寻到新文学的潜在“友人”。最典型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在否定近世不良文学风气时，往往从传统文学经典中寻找正面样板，并表示明确的推崇态度：“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古今也。”⑨在稍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还主张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⑩事实上，即便是张扬“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也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经典，而是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