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一书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早已有定论。以往关于该著作的评论通常将其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该著作会被认为是由新一代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学人①所做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变迁的新式研究。而费孝通本人也曾自认属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张冠生，2000：645-646）。另一方面，在最近大陆关于费孝通的研究中，也开始关注他作为或者说自视为“士绅”的一面（杨清媚，2010）。要言之，无论是费孝通本人还是关于他的研究者，都不会忽略在他的思想中传统与现代双重性的叠合。这一双重性体现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所具有实质性问题意识，特别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绅的情怀，而与此同时，他的这种传统情怀是通过新式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来自于何处，又如何具体体现在其实地研究中？本文试图从《江村经济》一书成文前的费孝通思想进展理路来考察该书的思想背景，以便回答这两个问题。为了确认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所受到的影响，本文采取了一个保守的做法：系统分析在1936年之前费孝通的作品。这些前期的作品在今天的费孝通研究中仍然较少得到重视，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早期研究都是对于人物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费孝通在早年所受的影响十分广泛，既包括旧学的影响，也有五四运动以降新思潮的影响，或者是具体而言，他当时的师友如吴文藻、杨开道、林耀华、李安宅以及他的阅读所及如派克、马林诺夫斯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学术影响当然并非仅由其作品反映出来，但是他的早期作品，至少是我们在研究层面上可以明确划定的研究范畴。通过细致分析其早期作品，本文发现，费孝通这些前期作品中所明确提出来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论，是进入和理解《江村经济》一书以及江村调查的核心线索。 一、核心关怀：社会变迁与寻找出路 费孝通前期作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文化与社会变迁领域。这一点当然与那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救亡图存”的核心关怀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这是一种社会主要思潮的反映。在费孝通1933年正式开始学术写作之前，于1932年8月份所作的《〈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前言》中，已经清晰表明了这一关怀，以及寻找中国出路的志向。就此而言，费孝通所处的时代，当然是一个中国社会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费孝通对于社会变迁的关心是理所当然的。在1933年6月10日的《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费孝通以“亲迎礼俗”为例，讨论了文化变异的基本结构与形式，以及作为其核心关注点的文化传承与变化。此外，在本文中，费孝通还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失调”（费孝通，2009：91）。这篇文章将文化失调定义为“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费孝通，2009：91）。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种理解。首先，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解文化的思路；其次，是讨论文化变迁的路径或者说模式；第三，是对于变迁本身的关注。结构性的理解文化的思路可以在后来费孝通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中找到线索。而后两种理解结合在一起，既是江村调查中费孝通的核心关注，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孝通在1940年左右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做札记中的核心关注点，即文化模式（生活系统）的变迁及调试问题（王铭铭等，2016）。前后两种关注点一脉相承，显然是出于中国文化大变局之中的根本理解。 费孝通前期对于社会变迁的集中思考还体现在他在1933年对于杨宝龄先生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这篇读书笔记中。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杨宝龄所研究的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背景的人，是如何在美国融合成为一种新式美国文明的。这一关怀显然是出自于对于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变迁的关切。本书尤其与该主题有关，因为虽然本书所关心的表面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的俄籍摩洛根宗派在美国社会的融入问题，然而该派别的一个重要特点使得费孝通可以藉此关心中国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变迁的问题：该教派传统坚实信仰的变迁，亦可理解为其在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费孝通试图通过作者对于俄籍摩洛根宗派在美国变迁的研究，找到思考中国文化受到外来现代化影响而产生的变迁的线索。 这样的思考直接体现在了江村调查之中。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也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马林诺夫斯基，2013：7）。不仅如此，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中抓住这一关键点的原因在于，他注意到了江村这个小小的村落所代表的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马林诺夫斯基，2013：7） 二、“活的”社会与现实取向 费孝通早期的研究方法受惠于大学时期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训练。不过，这一研究方法在以时间为序的各篇文章中逐渐成型，并最终在江村调查中得以呈现，则与其核心关怀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费孝通全集》（第一卷）中所收录的作品，在《江村经济》一书成文之前，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性写作，以1933年的《人类学几大派别》为起点。在本文中，费孝通已经表达了对于功能学派的服膺之意，其研讨的主要材料则来自于《野蛮人的性生活》一文。 《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对于早期费孝通影响极深，以至于在1933年，费孝通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该书的读书笔记。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性，家庭，亲属关系乃是有机的整体”（费孝通，2009：97），这一理解日常生活的角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费孝通后来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的核心角度。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费孝通还表达了一个对于马林诺夫斯基作品的赞赏之意：即马氏以极为明白晓畅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费孝通，2009：98）。费孝通在1933年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于此种写作风格的赞赏。我们知道，这一语言文字上的风格在后来亦已成为费孝通著名的写作风格。我们并不能完全说费孝通的写作风格全从马氏而来。因为尽管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他可以用非常典雅的古文体进行写作②，然而在读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之前，也即在1933年之前，费孝通已经开始着力于此种风格的白话文学术写作。也即，在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风格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亲和力”。这种不约而同的写作风格，在费孝通看来，是与对社会及社会学研究的理解有直接关系的。他相信，唯有此种写作风格，才可能实现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的呈现。所以，在阅读了杨宝龄的著作之后，费孝通如此写道：“读完了全书，和读了其他芝加哥社会学丛书一般，使人觉得所读的简直是一本亲切有味的小说。它所表显的是人生底层的活动，是活的人生。社会学的对象本来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生活本是活的、动的、变的。”（费孝通，2009：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