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学术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学者对此形成了共识，这在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史中，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然而，要使创新学术体系付诸实践，却需要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现状做一个理论前提的深入反思，切实从学术传统、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评价尺度等方面做到清楚的学术自觉，明确创新学术体系的基础与局限，然后才能清醒地迈出创新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的步伐。否则，学术体系创新很容易流于一场众人欢呼的空谈。 一、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的首要局限 学术体系亦可称之为学术系统，包括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评价尺度，学术队伍的学术派别、学术传统和学术传承等。如此看来，学术体系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不过，尽管学术体系创新涉及多方面因素，而且有些因素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并且是任何学者或任何流派都不可回避的，即明确认识学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评价原则，这是实现学术体系创新的先决条件，亦可称之为理论前提。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基本达成推进学术体系创新这一共识的新形势下，人们对开展学术创新的理论前提并非已经明确，而这正是有效开展学术体系创新的首要局限。道理并不复杂，虽然学术研究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学术研究必须从特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在某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与承继中开展理论思维，并依据某种价值原则对已经形成的学术成果开展理论评价。不过，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学对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和评价原则缺乏深入反思与总结，但当代中国社会学主流的这些理论前提都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没有清楚自觉地概括出来或表述出来罢了。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评价原则，就是具有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特点的实证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是在努力借鉴实证社会学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应当承认，注重经验考察和强调实践操作的实证社会学传统，能够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得到高度重视，与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对社会学的实际需求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社会刚刚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不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而且大量社会问题也亟待回答和解决，植根于发达国家之中又以重事实、重操作和重实效而著称的实证社会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模本。 笔者并不反对学习借鉴实证社会学，但认为单纯效仿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实证社会学，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并试图实现学术体系创新之时，还是坚持重建之初的道路或模式，就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严重局限。并且，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并非是实证社会学的本质特征，至多不过是实证社会学的一种流派或一种风格。实证社会学在创立之初并非单纯强调经验观察和操作对策的研究，而是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在清楚了解经验事实基础上经过理论思维，上升到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把握，实现揭示现实矛盾、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追求。孔德曾强烈地指责经验主义者对社会现象的表面观察与直观描述： 自从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以来，一种拙劣的解释常常导致滥用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使现实的科学蜕化为某种若干支离破碎事实的无谓堆砌，其主要功能是仅仅提供局部的精确性。因此，重要的是要好好领会这一点：归根结底，真正的实证精神与神秘主义也与经验主义相去甚远，它总得要在这两个同样有害的谬误中走出自己的路来。……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奥古斯特·孔德，1996：11-12） 为了预测而观察，这个实证精神的根本追求决定了实证社会学研究不能停留于对经验事实的单纯描述和对实际问题的操作对策上，它不仅要求实证社会学研究在观察经验事实的同时进行理论思维，而且还要有对未来的推论与判断。因此，实证社会学也要开展思辨、解释、推论和评价。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原则，孔德和迪尔凯姆等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家，都不仅有对经验事实的观察，而且也有理论概括、意义阐释、价值评价、道德教化和理想憧憬，这与被经验化和操作化的实证社会学有明显区别。 从经典实证社会学的建立初衷和根本追求来看，实证社会学同解释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等社会学传统并非没有交叉和沟通的途径。事实上，很多非实证社会学在理论概括、意义阐释、价值评价和道德教化等方面不仅同实证社会学有不同特点，而且常常还要优于实证社会学。特别是对于处在复杂分化、快速变迁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单纯注意事实描述和对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一定会面临很多无法回答的问题，难免常常停留在直观描述和简单对策层面。而如果能够吸收解释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社会学的观察分析、理论概括和意义阐释等方面的能力都会大为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