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晚期，蔣廷黻還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歷史學家，僅僅經過三十年的遮蔽，不僅從大眾記憶中消失，即便歷史學專業硏究者對蔣廷黻的印象也漸漸模糊。沈渭濱先生1999年這樣寫道：“現在的年輕人，對蔣廷黻這個名字，恐怕大多數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國成立前，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後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敎授、淸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於時；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後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後又一度作爲臺灣外交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於世。”① 然而時移世易，在沈敎授說這番話之後僅十幾年，一度被籍籍無名的蔣廷黻梅開二度，成爲中國近代史硏究領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歷史學家之一，通過對“中國知網”的檢索，可知關於蔣廷黻的硏究，呈逐年增長的趨勢： 2002年78篇 2003年126篇 2004年157篇 2005年193篇 2006年243篇 2007年247篇 2008年282篇 2009年288篇 2010年296篇 2011年344篇 2012年391篇 2013年394篇 2014年446篇 2015年388篇 2015年論文數量急劇下降的原因目前不太淸楚，但截至2014年的十幾年，關於蔣廷黻硏究論文逐年增長趨勢非常明顯。② 論文數量的增長反映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史硏究領域對蔣廷黻的重視，而從讀書界的情形看，“蔣廷黻熱”似乎剛剛開始，他的那本僅僅五萬餘字的《中國近代史》被多個出版社不斷改換由頭一印再印，一會兒自詡“全本”，一會兒自稱“未刪節”，一會兒是“紀念版”，一會兒是“彩圖增訂”。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說明市場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蔣廷黻作品的引進太過單一，他的許多東西幷沒有像胡適、錢穆那代人那樣，系統且全面在大陸再版。這是非常惋惜的。 最後的童生 正像許多硏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爲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沒有鴉片貿易，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不會有後來的變化，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步發展，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恬靜優雅。然而，都是因爲西方人的東來，中國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對於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這種改變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一百多年來，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相當一部分人認爲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對中國的傷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爲，他們從世界史、全球史的視角，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叙事框架。這個解釋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決於時代因素，是新時代、新世界要求歷史學家提出新問題、新解釋。蔣廷黻就處於這樣千載難逢的歷史轉折期。 蔣廷黻生於1895年，極具象徵意義。那一年爲甲午戰後第一年，也是《馬關條約》簽署的年份。假如說近代中國確有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麼這個變局的具體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1840年，是近代中國政治史的開端，先前幾百年的中西問題至此訴諸於戰爭。中國一戰而敗，開放五個口岸，擴大與西方的貿易，暫時緩解了幾百年不斷累積的貿易失衡。但是，1840年的戰爭，以及1842年的《南京條約》幷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西之間的矛盾，中國幷沒有意識到西方東來是一個時代的開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於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戰火再燃，英法聯軍長驅直入，占領京師，中國與西方諸國就此達成《北京條約》，進一步擴大開放，南部中國自沿海各地至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張家口、庫倫等處，均開放爲商埠。淸政府還就此同意與西方諸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互換公使。這是中國走向世界至關重要的一步，洋務運動就此發生，向西方學習，構建中國自己的近代工業，迅速成爲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 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意義重大，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起點，然而從大歷史視角觀察，這場運動依然不能構成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還不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爲此時的中國盡管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步伐，也打開了久已封閉的國門，與世界交往。但此時的中國幷沒有在西方強勢壓力下自怨自艾，顧影自憐，而是很坦然地學習西學之長，而不是像日本那樣囫圇吞棗，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人眼看到後發的優勢帶來的好處，這些好處均是中國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結果，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在經濟大幅增長的事實面前，更不願意像日本那樣進行改革。因而此時的洋務運動還不能構成重大歷史節點。 三十年經濟增長毀於一旦，1894年一場局部的可控制的戰爭讓中國人猛醒，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人幷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記住仇恨，忘記敎訓。知耻而後勇，中國人在迅即踏上維新之路，向日本學習，重構一個近代國家，這才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啓，一個全新的工業化時代由此開始，而工業化必然帶來的社會變化、政治變化，對於那時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而言，似乎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蔣廷黻就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來到了這個世界。 蔣廷黻出生於湖南邵陽一個農村家庭。從他的祖父開始，蔣家在務農的閑暇，做點農村社會可以做的小生意，漸漸有了自己的一間經營鐵器的店鋪。蔣廷黻的祖父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爲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癮。老二即蔣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時代曾接受過敎育，也曾想過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他們蔣家還從來沒有一個有功名的人，二伯父雖然致力於此，其結果卻屢試不中，名落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