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10-0139-0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10.021 1923年，由于日本政府援引“二十一条”，拒绝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中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界大多从商会史、反帝爱国运动史和中外关系视角做了论述，或注重考察抵货运动的演变过程，或着力强调各团体在运动当中的言论作用，且偏重对中国商人单方面的活动分析，缺少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博弈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专题研究。本文从民间经济外交博弈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中日两国史料，对中日两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国内和日本展开的民间经济外交活动进行历史考察，对双方的博弈效果、特点和作用做出概括，以期丰富和深化此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商人团体的“抵制”运动 1923年3月14日，日本拒绝中国政府要求收回旅大的照会后，激起了商人团体的愤慨，各地纷纷成立各种组织，提出以抵制日货甚至经济绝交办法来对抗日本。 上海总商会于3月24日召开市民大会，决定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3月25日晚，上海商界正式作出了抵制日货的决议。各路商家门前纷挂白旗或白布，上书“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①为推进运动的进行，全国各地于3月26日旅大租借期满之际，举行游行示威运动，有人数记载且达万人以上的城市包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广州、太原、南昌、宜昌、济南、开封、厦门、徐州、安庆、镇江、芜湖，共十五个，其中，长沙的参加人数高达6万人之多。②无人数记载的城市尚有三十个左右，抵制日货运动正式开始。 4月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人团体不但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还纷纷制定了详细的抵制计划。商总联会提出赶印“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务要收回旅顺大连”之通告二十万张，分寄各省区县，代为分贴，以醒悟国民。③并制定了初步的经济绝交办法三则，“(一)不进该国之货，(二)不搭该国轮船，(三)不流通该国货币”。④还加强各公团的协助进行，认为“沪上最好由永安、先施两大公司首先发难，一致表示不买日货，并请其他有名望商号相继提倡，比较容易进行”，公决派委员二人向该公司接洽。⑤ 在加强国内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上海总商会还致函日本商业会议所，指出“如果所谓中日共存共荣者，而果出于贵国人士由衷之心理，则威胁条约之宜破弃，旅大租借地之宜按约交还”。⑥日商会复函称：“此种既经决定之事项，辱荷指陈，深愧无以报命”。⑦上海总商会表示，“吾人对于日本国民之为难情形，自亦当加以曲谅，但因此又可证明此种遗大投艰之责任，全在我国民之戮力同心，而决非徒呼将伯所可奏效，前途辽远，责无旁贷。”⑧ 4月7日，各团体各商帮公所及公司踊跃推派代表参加市民大会，并正式通过了包括从日货进口、销售、购买等环节上采取对日经济绝交的计划大纲，将抵制日货运动引入了深入的发展阶段。⑨由于“日本年来对外贸易跌落，今年首季对华贸易，又复入超”，日本对此“颇多悲观”，呼吁“足资吾国工商界之注意”。⑩美报社评论道：“倘华人排货运动扩大，则下季中逆差势必加甚，无怪日人恐慌也”。(11) 随着抵货运动的深入，5月中下旬，日本驻华公使和大使数次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取缔排日运动。(12)沪上各商人团体认为：“我国对日外交，日形危急，若非国民自决，而专望政府，恐终不能如愿以偿也”。对于抵货过程中凸显的矛盾及时地做出调整，无论从舆论还是从采购、流通等环节，制定更为严格的抵制措施，决定“调查现存日货，以便设法公卖。”(13) 与日本官方相呼应，日商人团体“设计勾结我国驻日商人，诱以重利，将大宗货物，运销我沿海各埠，藉达破坏目的等情”。对此举，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函留日学生会“知照在日各地留学诸君及华人商业机关，一致动作，俾得贯澈主张，藉伸正义”。(14)随着日本总领事频频函请设法劝阻排日抵货会等，上海总商会表示：“纯为商人营业之自由，非任何势力所能左右。即便为过度之压迫，得以一时弥缝无事，亦如读卖新闻社论所谓，祸机愈酿愈烈，决非两国商业前途之福”。(15) 在日本官商双方的外交压力下，北洋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抵制日货加以干涉、压制直至最终取缔。在内外交织的强压下，抵货运动有所缓和并持续到8月份。加之商界越发认识到为从根本上抵制日货，更应推动国货的产销，将提倡国货看做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另一种经济手段，重心工作也渐次从直接的抵制日货运动趋向于提倡国货活动上来。8月17日，上海总商会为欢迎先后莅沪的各省区后援会代表，以及留日学生代表，特致函入会各业代表，请其参加定于八月十九日在总商会举行的欢迎会，会上当就“提倡国货奖励生产”进行讨论。(16) 二、日本商人团体的“反抵制”运动 面对中国商人团体主导的抵货运动，日华实业协会深为不安，认为抵货运动不仅“危及到我在留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且“本应阻止此等运动的商务总会，却成了运动的主导者”，建议“就根本的防止对策，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再因“寄希望于以稳健、持久的态度来圆满解决此事，而不仅只是扫清一时的骚乱”，决定“和中国各地、日本全国的商业会议所，以及各种实业组织紧密联系，为防止抵制日货而尽全力”。(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