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历史回溯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本科教育经历了从被置于边缘地带到回归大学基础的艰难历程。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依其地位与角色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19世纪后期研究型大学创立到20世纪上半期，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二战结束后，随着研究型大学中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高度繁荣，本科教育尤显式微，但也正是这一时期，部分研究型大学开始关注到本科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尝试。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全面兴起，本科教育备受忽视的状况得到扭转，其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充分彰显研究型大学特色与优势的本科教育成为推动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研究型大学初创时期的本科教育 研究型大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德国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确定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由此奠定了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础。在德国的影响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南北战争后开始形成，“大学”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以前，它跟‘学院’(College)这个词交替使用，但是现在，它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构，该机构的任务，除了‘本科生’(为了把大学学位攻读者跟追求更高级研究的人区分开来，这个词变得通用起来)教学之外，还有研究和职业培训。”[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曾留学德国的首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Gilman)提倡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主张大学教师要在某个专业领域实现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在选聘教授时，他更看重教授的学术水平而不是教学能力。他甚至认为，新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推进高深知识和培养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则可留给其他机构。值得庆幸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并没有留给其他机构，吉尔曼后来又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不以良好的本科生学院为基础，一所大学是难以兴盛的；因而，如果需要的话，应鼓励本科生学院的创办，并将之作为大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但自此以后，教学与研究的冲突和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论始终伴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并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原来一枝独秀的本科生教育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 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AAU)的成立成为研究型大学的转折点。该协会对研究型大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满足“高等学习、研究生教育和通过研究促进知识增长”[3]。协会最初有14所会员学校，1920年增至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16所学校。研究型大学群的出现无疑大大提升了美国大学的层次和水平，它使美国的尖子大学最终形成一种双层体制，一层是“学院”或本科生，另一层是“大学”或研究生。这种体制从其系统的组织和规模来看，尤其是从研究生层次来看，是现代欧洲所没有的。[4] 然而，这种体制的负面影响也接踵而至。它营造了一种环境，使雄心勃勃的专业学者把教本科生看作一种分心和负担。[5]甚至有大学把本科教育移交给没能成为研究者或以前是研究者的二级教师。而在某些市内高校，甚至还有计划把本科生拉出主校区，送到某个位于郊区的附属学院去。[6]在大学招聘人才时，要求减轻教学负担，以保证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成为教授们讨价还价的重要指标。不仅如此，许多研究型大学要用本科生的学费来补贴研究生教育，而用研究生来承担本科生的课程。在赫钦斯任校长前，芝加哥大学本科生的许多课程由研究生讲授，系里安排研究生承担教学任务并支付报酬。本科生将许多时间花在一些幼稚的无意义的课外活动上，教育质量堪忧。这一时期，美国本科生教育受功利主义影响颇深，为适应现实需求，专业和学科门类大大拓展，出现了过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倾向，大大降低了大学的智力标准和价值准则。 1929年，赫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开始以自由教育的理念着手改革本科教育，以期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赫钦斯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培育人，而实现这一职能的主要方法就是自由教育。他将“永恒的学科”看作自由教育的核心，而“永恒的学科”就是经典名著，西方的名著涵盖了知识的所有领域，“一本经典名著在任何时期都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其经典之所在”。[7] 尽管赫钦斯的努力对美国大学过分追求实用和强调职业的倾向性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实际影响有限。赫钦斯曾说：“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8]然而正是赫钦斯任校长期间，芝加哥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了大批的合同，这所大学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技术研究机构。[9]1944年，芝加哥大学年度预算增至3100万美元，达到了战前水平的3倍；其中2 200万美元来自政府合同。[10]在研究至上的年代，赫钦斯的理想和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尝试只能是空中楼阁或昙花一现。 (二)二战后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 二战期间，美国大学科研直接为战争服务，除原子弹外，雷达、盘尼西林、电子计算机等都是大学送给战争的“厚礼”，大学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研究型大学更是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战后，联邦政府和美国大学之间建立了合作伙伴契约的关系，联邦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科研资助大幅增加，这些科研资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声望和成就。1945年，时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er Bush)在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中，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声称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符合公共利益。该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