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清末“西学东渐”的热潮和师范教育的兴起，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教育学。20世纪初，师范学校的兴办又使得教育学课程独立开设和编写配套教材成为必然。教育学课程的开设和教材的编写可以看作大学教育系科设置的前奏。随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科的设置，中国大学开始设置教育系科。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系科通过吸收外国大学教育系科的养分加之国人的不断探索，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有研究者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大学史以及教育学史等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但对大学教育系科这一承载教育学科发展重地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聚焦这一研究，力图通过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系科的变迁进行相关研究，达到清晰把握当时大学教育系科发展脉络，以期对当今我国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提供一些合理性建议。 一、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系科的变迁历程 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系科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产生期(1912-1920年) 1.产生的原因 第一，民初学制的推动。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行了“壬子癸丑学制”，其中《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第四条规定“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第八条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得设专修科”。这一规定从政府层面明确了高等师范学校中开设教育学课程及设立教育专修科的合法性。 第二，师范教育的兴起。布鲁贝克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重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这两种哲学在美国大学里并存，并分别起着作用，或是在不同学校里，或在同一学校不同系里。”随着政府推动下师范学校的兴起，设置教育学类课程成为必然之势，我国“教育学作为师资训练的工具，在师范院校逐渐确立了其地位”。 第三，设置经费的投入。这一时期，中国高等师范的发展和教育专修科等的设置经费大多来自政府。《师范教育令》第三条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经费以国库金支给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2月，教育部秉承袁大总统意旨，增加本校经费，扩充本校班次类科，并由袁大总统捐一万元，批饬财政部筹发六万元为开办费”。“经费，民元每月为八千一百元，民八年增至月三万三千元。”经费的支持促使教育专攻科的设置成为可能。 第四，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教育学的引进，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主要职能且集聚着社会精英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承担起传播和研究教育学的责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就指出，教育专攻科设置的目的在于“输入德国教育学说，以振奋国人教育思想，故科目以德语及教育为主，聘德人梅约翰为教员”。传播和研究教育学，促进教育学发展就必须有专门的、基础的组织。“以学系为基础的学科是人力资源和经费流通的场所，拥有权力充当很难被打破的知识生产地盘。”因此，教育专攻科、专修科就伴随着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第五，留学生的推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加之清末“新政”的鼓励，留日学生激增并于1906年前后形成留日高潮，留日学生中有一部分进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为实现其对华政策，特别是文化扩张政策，将退还的赔款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留美人数于1909年急剧增加。留美学生中大部分学生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据统计，从1909年到195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达304人，他们主要是学教育的。这些人于民国时期学成归国后或进入大学担任校长、教授，或从政担任教育部长等。这些担任重要职务的留学生，加之他们有进行学术的意识等，为教育系科的设置添加了动力。 2.产生的时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因此，清末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开设教育学课程，并可开设研究科、专修科等，这就确保了高等师范学校中开设教育系科的合法性。从此，我国教育系科在高等师范学校中得以确立。就所查阅的资料，1915年9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教育专攻科，这是中国大学中设置教育系科的肇端。 3.产生的特征 第一，集中于高等师范学校。这一阶段，教育系科的阵地主要集中设置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高等师范学校中，综合性大学中并没开设教育系科，有些综合性大学开设了教育学课程，如北京大学于1917年开设了教育学课程。 第二，目标为培养师资。这一阶段，高等师范教育系科主要目标为培养师资，如南京高师于1918年添设教育专修科“志在养成教育学教员及学校行政教育行政人才”。北高师明确提出“专培养中小学师资，不含有研究专门学术之意”的培养目标。 第三，课程设置仿照日本。清末优级师范学堂课程仿照日本高师教育课程开设，主要有教育理论、教育史、各科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等。教材为适应课程的开设也多是从日本引进。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教育首宜授以心理学、论理学之要略，进授教育理论、哲学发凡、教授法、近世教育史、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及教育实习。”民初这些课程依旧是学习日本的产物。 第四，教师以留学生为主。清末优级师范学堂讲授教育学课程“都是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师，经过了较长时间，这种状况才逐步有所转变”。此后，高等师范教育系科教师多留学日本，这批学生归国后即在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师，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陈宝泉，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吴景鸿、艾华等。此后，一批留美学生归国以及随着美国民主、科学理念的影响等，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科的教师来源逐渐转向留美学生。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教育系科的教师以归国留学生为主，只是留学美国的逐渐超过留学日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