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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扩招以后，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大大增加，不过近年来高考人数呈下降趋势，其原因众说纷纭。“人口减少”说、“不公平”说、“就业难”说、“多元化”说、“教育高收费”说都有一定市场，甚至有人还将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有意无意地归于计划生育政策。基于1999年-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高考报名人数，高考扩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但也降低了高等教育收益，增大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多元化出路是教育高收费和就业压力下农村家庭短视并无奈的选择，大学扩招存在不公平。
图1 1977年-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6月08日，第05版；2012年-2013年数据来自于教育部。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而人才培养的特点之一是周期长，教育决策稍有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中国高考扩招后报名人数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应对，事关未来教育规划，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我们使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全面分析。 二、文献述评 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点(Hossler，Schmit & Vesper，1999；Perna，2000)。从理论上研究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观点认为，学生生源是一个供需双方相互关联的过程，涉及个人和高校在决策过程中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的供需双方都是重要的(Choy & Ottinger，1998；Hossler & Gallagher，1987)，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供给方面，主要研究学生择校过程中的家庭、教育期望、学习准备、同伴、文化、种族和社会经济等决策因素(McDonough，1997；Horn & Nunez，2000)。家庭社会经济背景(SES)对教育需求有重要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等较低的高中生不太可能接受高等教育(Cabrera & Nasa，2001；Hossler，Braxton & Coopersmith，1989)。另外，读大学期间的经济支持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经济支持会影响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选择。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很少考虑对孩子高等教育的经济支持，但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经济支持的不确定性(Susan，2001)。家庭破裂是中低收入家庭孩子辍学的普遍原因，离异或单亲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小(Lillard & Gerner，1999)。家庭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也受到关注。许多研究证实了个体高等教育选择和需求中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Lynch & O'Riordan，1998)，发现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所在社区等家庭社会资本对教育成就、辍学行为都有重要影响(Coleman，1988)。对农村地区的研究进一步确定了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众多问题(Fluharty & Scaggs，2007)：由于前期教育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富裕家庭的学生，通常会面临更多的入学障碍，往往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Orfield & Lee，2005)；更关键的是，农村聚集着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民族居民(Biswas，Mills & Prince，2005)，他们往往看不到高等教育的作用(Eller et al.，2008)。种族、阶级、性别、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可能会限制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程度(Arnold，1993)。大学入学率也可能与一个地区的就业市场有关，需要大学文化程度的工作机会少，可能减少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人们就不太倾向于追求高等教育(Stat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Virginia，2002)。人口因素对学生人数的影响也受到重视，出生、迁移及两者共同作用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会影响学生人数(Sara，1991)；人口的死亡和健康对教育也有影响，如果成年人的死亡率和患病率上升，则需要补偿相应受教育的人数，以保持供需平衡；而高患病率则提高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相应减少教育投入，可能会减少教育机会(Gunnar，1987)。 在中国，关于扩招后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说法：(1)“人口减少”说：高考应届考生大多数出生于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1985年-1990年)后，绝对出生人数减少降低了学龄人数(教育部，2009)。(2)“就业难”说：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的就业神话破灭，弃考人数增多(陈旭峰，2010)。大学的逐年扩招以及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相对缓慢、用人单位用人观念变化以及个人盲目追求教育过度投资、择业观不理性等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杨波，2011)。(3)“多元化”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不是坏事，这说明社会成才观慢慢“多元化”(黄丽侠，2009)。(4)“不公平”说：现在在决定社会资源的因素中，家庭经济背景这一先赋因素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而个人能力这一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趋于相对弱化(王璐，2010)，社会各环节都存在很大的不公平，使人失去信心，无奈弃考(张本飞，2010)。(5)“教育高收费”说。大学收费制度是一把双刃剑，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增多了高等教育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但也削减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程建坤，2010；李春玲，2010)。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对于接受高等教育原因的研究已相当全面，包括微观原因和宏观原因，但是国外的情况毕竟不同于中国，特别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有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大。中国本土关于扩招后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的原因也有了系统的几种观点，人们各执一词，从不同的视角解析这一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短暂的几年甚至一年的推测，缺乏实证、定量、长期分析，导致各种原因都存在一定市场，而又说服力不足。教育部认为适龄人口的减少是主要原因，不过多数评论文章和相关访谈节目，都对“官方解释”表示了质疑，而将“教育高收费”和“教育不公平”视为高中毕业生尤其是农村高中毕业生弃考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还将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有意无意地归于计划生育政策。以上种种，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加以确定。 三、研究设想 从全国各省区来看，中国的高考是以省区为单位的，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基于这一典型二维视角，文章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的影响因素。 (一)计量模型 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认为，家庭收入刚开始提高时，孩子数量会受到收入效应和机会成本产生的替代效应的影响，前者大于后者，父母孩子数量偏好还是会增大，孩子数量需求增加；但当收入进一步上升，孩子的质量需求弹性超过数量需求弹性，父母的孩子质量偏好超过数量偏好(贝克尔，1985)。因此对于家庭来说，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