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和湖北省因划拨省内高考招生计划名额给中西部地区引起了考生家长的不满，事件凸显了社会各界对各地区高考招生的公平性问题的关注。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的扩张速度逐步放缓。伴随着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对提高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向高质量大学的机会公平。 教育公平具有起点意义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为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2008年教育部开始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①；另一方面，2008年教育部明确要求部属高校要压缩本地生源比例，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②；2015年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部属各高校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通过增量安排和存量调整，在2014年分省计划基础上适当增加11省的常规生源计划，不得调减”③。这些举措显示了政府均衡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特别是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决心。 那么，随着以上政策的推进，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地区之间的差异呈现了怎样的态势?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均衡效果?为了更好地衡量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本研究首先对入学机会指数进行了构建，然后结合2008年至2015年各地区数据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考生获取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均有所提高，其中中西部地区获得的招生计划数逐年增长，但由于西部地区的高考报名人数也逐年增加，政策对入学机会的均衡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没有受到政策支持的个别省份(如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大幅上升，入学机会有所下降，与其他地区入学机会的提高相背离。从地区差异上来看，除了2015年地区差异有所回调外，总体上地区差异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发展趋势与总体趋势最为相似，东部各省在招生计划数、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上的差异均有所扩大。 因此，了解入学机会提高的影响因素，对后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受到历史、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各地区之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均衡，地区之间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具有向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高度集聚的特征(乔锦忠，2007，丁小浩，2006)。利用面板数据的特征可以进一步控制不同地区的禀赋差异，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地区禀赋差异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解释入学机会的提高依然具有显著的作用，而经济发展速度则成为地区间入学机会不均衡的重要原因。目前政策上对招生计划的调整，不论是对入学机会的提高还是对地区差异的缩小，其贡献作用都较为有限。 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概述了本文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整体情况；第二部分主要针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详细解释了一流大学的划分、指标的选取、指数的构建以及相关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和地区差异进行了描述；第五部分为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是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一)衡量指标的选取 对于地区差异的分析，已有研究都选取一个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主要采用的指标为高考报名录取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种。其中高考报名录取率主要反映了地区实际录取人数与报名人数之间的比例，这一指标体现了各地区高考的难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杨江华，2014)，也是政府进行招生名额划分的主要依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本省高校在校生人数或招生人数占适龄人口数的比重，这一指标以国家内部的人口单位进行折算，能够较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然而，两个指标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采用报名录取率难以体现地区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的差异 高考报名人数受当地人口规模、基础教育水平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的影响较大。对于高等教育资源和基础教育水平薄弱的地区，相对较少的高考报名人数，可能直接导致高考报名录取率的提高(刘精明，2007；杨江华，2014)。王少义、杜育红(2013)认识到了这一缺陷，并对其进行了修正，认为当年入学率即录取人数与18周岁人口数之比就能够较好地测量各省份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2.采用地区在校生人数或招生人数不能衡量当地享有的录取机会 由于各高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生和录取，官方统计的在校生人数为全国各地区考生在本省上学的人数，招生人数则为全国各地区考生被本省高校招收的人数。因此，简单采用招生人数会忽略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招生过程，难以衡量地区考生获得的上大学机会。刘精明(2007)在其研究中构建了一个替代性指标——年度毛录取率。他选用各省当年在本地和外省接受高等教育的录取人数作为分子，比原有的毛入学率更能够直接测量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采用常住人口替代户籍适龄人口忽略了人口流动性问题 由于家庭迁移或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受限于户籍所在地进行高考的制度性要求，衡量户籍适龄人口数将高度影响对入学机会衡量的效度。大部分研究受到数据的限制，采用常住人口数或高考毕业生人数来衡量适龄人口则具有较为明显的测量偏误(刘精明，2007；杜瑞军，2007；李立峰，2010)。特别是对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人口净流人的一线地区，入学机会将有可能被严重高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