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1.2;B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050(30) 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是俄国19世纪(中叶前后)思想本土化运动中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集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于一身的重要理论派别。其根本特征是精神体验上的生命有机论思想和文化认知上的民族根性意识，其理论优势在于成功地将生命哲学这一西方直觉主义原则与俄罗斯传统宗教精神本质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出了一种主体性的、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民族文化批评理论，从而为俄罗斯哲学、文化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带来了认识论新形式。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理论，即他们反复论述的关于俄罗斯区别于西方(欧洲)的特殊国民性探讨，成为俄国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回答民族精神和道德危机的基本依据。因此，考察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论述，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和解读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俄罗斯思想(理念)，以及俄罗斯屡屡发生的历史剧变和文化革新的有效视角。自斯拉夫派诞生之日起，同时代围绕斯拉夫主义的激烈论争，此后近一个半世纪里在历史的变迁中围绕斯拉夫派的各种南辕北辙的观点和误解，使得斯拉夫主义的理论面容变得模糊和飘忽不定。然而，俄罗斯、西方以及中国学界多年来对斯拉夫派持续不断的关注本身，以及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发展，印证了它历久弥新的理论生命力。斯拉夫派的俄罗斯特殊国民性论述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和文化资源，其魅力成为俄罗斯新时期(21世纪“全球化”时代)在维护文化完整性的基础上“重建民族国家、凝聚和振兴民族精神、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非民族化’之威胁的精神支柱之一”。 ① 一、斯拉夫派的“国民性”理论 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以整体国民性理论即国民精神独特性的探讨为基础，包括国家(含家庭)论述、宗教(信仰)论述，以及文化论述等若干部分，其中又以宗教信仰论述为核心。斯拉夫派精神领袖霍米亚科夫在他的《世界历史札记》中给自己定下的一项任务，就是“表述一种与西方普遍人文理论迥然不同的理论”，即建立在非纯粹历史主义事实之上的(区别于黑格尔)，符合“任何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②的，由种族、家庭、国家、信仰、语言、文化等诸多元素组成的具体的人类文明类型学。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人类文明是在统一语言基础上形成的特殊文化有机体，因此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全人类文明之说。迄今为止，全部人类文明范畴(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具有“国民、国家和信仰”③这三个基本指向，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完整的人类文明类型学系统。其中，人类文明的“种族”性(物性组合)与土地、亲缘、血缘、共同出身及语言等天然要素紧密关联，在文明系统中是最稳定的；文明“国家”，即“人们在自觉使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屈从于政治利益和经济福利，或安全福祉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④，多少是一种假定性的，处于不断变动与重构之中。换句话说，国家是一种世俗性的，用来保护国民的共同利益、福利与安定生活的协约式工具，不具备永恒性；文明的“信仰”特征在具体的文明系统类型学阐释中最为重要。它包含着能够决定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最高的精神生活。正是信仰构成人内在生命发展的极限。因此，对国民精神生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过对国民物性世界研究的重要性。或者说，真正“国民性”文化认知需要实现从“物性世界”领域转向“精神世界”的领域。霍米亚科夫进而推定，国民精神是种族、土地、国家、信仰、语言等元素的交织体，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聚合体”：其中每一种元素对国民个性形成的影响程度都不一样，而宗教信仰在民族精神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另一位斯拉夫派理论家К·阿克萨科夫进一步用“国民”和国民的精神性论述来补充和完善霍米亚科夫的文明系统类型学说。К·阿克萨科夫认为，把“国民”理解为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在共同血亲、出身和语言基础上的群体联盟”，“这一定义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充分。这只是亲族、种族，而不是国民的概念”。亲族、种族还仅仅是“国民”的外在风貌即属于自然物性的部分；决定“国民”灵魂的是其内在的生命，或者说精神性。地理环境、人种、气候、风习等诸如此类的事实固然能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构成影响，但它们和“国民性”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真正决定“国民性”本质的是国民在信仰中表现出来的完整的内在精神个性⑤。这也就是霍米亚科夫所说的，“历史批评家应当关注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民族信仰。如果从欧洲历史中抽掉了基督教，从亚洲历史中抽掉了佛教，那么，你对欧洲和亚洲就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不争的事实以或大或小的力量在全世界所有时代不断地重复出现，人类文明程度、文明性质和文明起源都取决于信仰的程度、性质和起源。”⑥К·阿克萨科夫进一步阐释“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国民”是内在生命主体；“国家”则是强制的外部政治形式。“国家作为外在形式，能将各种不同的因素强力捏合在一起；国民则是生动、完整的统一体，不可能分裂为各种不同的元素。”К·阿克萨科夫的结论是：在极端情况下，“没有信仰的支撑，国民在纯粹的自然性(血亲)意义上有时会生长到兽性的地步；没有土地(地方)的自治，国家在人工意义上则可能会固化到极端抽象的程度。”⑦前者是生命的、天然的自发力量；后者则是机械和冥顽不化的理性专制势力。因此，不同国家的国民在精神个性、信仰、文明程度以及风俗风习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 斯拉夫派宣称，要正确地理解“国民性”(国民性格)特点，就必须从民族历史独特性的开端出发，依照人类文明系统类型学立场来进行认识。霍米亚科夫相信，真正认识“国民性”，需要从一个民族的根基和历史的源头着手，国民作为鲜活有机体的“所有现在都能够在古代找到文明的依据”。没有“从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界线、新的种族和信仰向旧的社会秩序、旧的界线、旧的种族和信仰”⑧的回溯性投射，要探寻国民精神的根基是不可能的。而古老的道德风习、神话与传说以及民间创作，作为一个民族的根基性内容存在于国民深刻的记忆里，因此有必要将非理性文化审美元素引入文明的类型学探讨，在“整合性”认知的基础上探寻国民精神的生命个性及其历史演变。霍米亚科夫高度质疑运用逻辑推定和理性分析研究“国民性”特点的可行性，甚至还提出了“认识历史需要诗的态度”⑨的有机论主张，表现出对西方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国民性”理论的拒斥态度。在建构起回溯性历史视野(视角)之后，霍米亚科夫开始具象化俄罗斯“国民精神生活”，将“国民性”的历史原型“家庭”作为“初始形象”来探讨。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初民像是婴儿，初民的风貌无可争议地证明其来源于父母的类型属性。与此同时，如同婴儿的初民却带有一颗为自己所独有的、思考着的自由灵魂”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家庭”作为“国民性”的坚实堡垒不是生物自然意义(物性)上的概念，而是人们道德上的精神联姻。重要的是人们精神上的结合。换句话说，正是“家庭”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构成了国民精神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是“国民性”的最基本细胞。霍米亚科夫曾借自己的小说《莫斯科郊外谈话》中主人公的口吻说：“我不相信一个对家庭十分陌生的人会爱上他的国民，而没有对国民的爱就不会有对全人类的爱”(11)。推而广之，霍米亚科夫认为“民族”这一概念的历史具象和“家庭”作为精神联姻的情况大体类似：一个民族的风貌无疑来源于人类存在的非凡完整性，但同时具有自己独有的精神个性和民族心理特点。“民族”的生成与发展是天然有机的，“不是机械的聚集，也不是算术的结果”，“人类大家庭不是某种抽象言辞，而是一项类型学意义上需要各个民族来完成的特殊事业。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埃及人何以建造起庄严的金字塔，腓尼基人何以酷爱航海，印度人何以痴迷于虚无哲学，中国人何以将管理作为一门艺术看待”(12)。霍米亚科夫宣称，每一个原始的民族(国民)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激情，特殊的激情构成民族精神生活的初始要素。民族的开端决定了其精神风貌，塑造了其广义的心理面孔。过去的生活遗留下的胚胎，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会自行消亡，而是伴随着民族生活历史的始终。另外，根据民族天性的差异，霍米亚科夫将世界上的现有民族划分为“征服型民族”和“农耕型民族”两个类别。“征服型民族”在心理学意义上“具有情感个性上的傲慢与偏见，既蔑视被战胜的对手，也蔑视与其格格不入的事物”；“农耕型民族”则“不习惯将自我看作高于他人，具有全人类亲如兄弟的观念”(13)。这里霍米亚科夫显然对所谓“农耕型民族”充满了赞美与激赏，认为“农耕型民族”完全没有“那一发展出对外扩张、贵族等级制、妄自尊大以及蔑视其他民族的心灵机制和气质”(14)，而是希望天下一家亲，善于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不过霍米亚科夫认为，“农耕型民族”因为缺乏执着性格和征服欲望，常常会在外部压力面前妥协，会轻易“将自己的自由交出来，换成温顺的屈从”，且不善于进行自我管理和经营。“屈从和妥协往往是农耕民族的根本天性”，这使得“征服型民族”(外来征服者)“易于把他们看作胆怯听话的奴仆而忽视他们的个性”(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