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近现代转型期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的都市风尚，在历史沿革、地缘因素和国制国情变迁的大背景下，各有特色。上海过去仅是松江府治下的一个县城，由于它襟江带海、内陆腹地物产丰饶的地理优势，在1843年开埠后一跃而为国内第一大都会，成了全国的“工商中心”，它的都市风尚的变异最为显著；而作为老大帝都的北京，它在清廷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统治下，仍是所谓“政治中心”，它相对还是比较保守，但也由于国体的改制，它的官场也发生了一定的变易；广州原有清朝对外“一口通商”的显赫地位，但在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的新情况下，它的贸易额很快被上海赶超，对外通商的势头迅速被上海一马当先，但它在地缘上因靠近香港和澳门等殖民地以及与南洋各地密切联系的历史沿革，又有它自己的色调；天津是“北方的上海”，一度曾号称有9个国家的租界，但在洋场氛围之外，它又靠近北京，许多大官僚在天津租界均有他们的豪华别墅，同时它又是许多军阀官僚下野后妄图东山再起的避难所与安乐窝。这些大城市都市风尚的变迁及其特色，在晚清、民初的通俗文学中都有着形象化的反映。 上海在1843年按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条款被辟为商埠。外国侵略者于1845年与清廷订立《上海土地章程》，允许英国人在黄浦江畔的380亩土地上开辟纯由外国人租用的居留地，当时是以“租借”的形式订定的，但外国侵略者用各种手段从“租借”发展为“租界”，乃至在华洋杂居后单方面霸道地建立外国政权，成为从清廷手中“割让”的“国中之国”。到1895年，英、美、法三国的租界面积竟达到了33503亩之数，加上还在不断地越界筑路，面积竟达到最初的380亩的百倍之巨。总之，侵略成性者得寸进尺，而清廷则一再退让，奴颜婢膝，丧权辱国。于是上海形成了一市二制三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一市是当时统称为上海市，二制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三治是上海老城厢由清廷管辖，英美租界当时已合并为公共租界，由英、美人治理，法租界则由法国人统治。当侵略者形成“国中之国”之后，在清末民国的历次动乱之中，他们皆以所谓“中立”面貌出现，以收“渔翁之利”。他们宣称：租界“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于是“上海，上海，成了万商之海”。1892年开始连载到1894年出版全书的《海上花列传》是较为成功地反映上海洋场的典范之作。在韩邦庆的这一作品第一回，就反映了乡下人进城的情节。在工商发达的前提下，它必然会迎来一个人口大爆炸的特大移民潮，而人口大爆炸来源主要就是大量的破产的赤贫农民进城，成为后备的劳动大军。当移民潮的流速之快、流量之多、流幅之宽超过都市容纳量的极限时，又会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韩邦庆在第一回中就涉及这一乡下人进城的问题：“赵朴斋咸瓜街访舅”。赵朴斋从农村到上海来寻访他的舅舅洪善卿，希望在上海为他找一只“饭碗”。而洪善卿乃老商业移民，已在上海经营一个参店。当时的咸瓜街行栈林立，人烟稠密，洪善卿的参店就开在大商埠的这一闹市区。赵朴斋初到上海就一头扎进了上海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地，作品中写他迷恋上海的繁华，有若干细节为证。当洪善卿知道侄子赵朴斋在上海不务正业，已沦为黄包车夫时，就责令他回乡，为他购好船票之后，还派店员押他上船。店伙完成任务后回店交差，赵朴斋趁船即将解缆启航时，又一脚跳上了上海滩。赵朴斋的妹子赵二宝与母亲到了上海，赵二宝也为上海的声色所惑，甘愿在上海挂牌为妓。这对过去的农村少女来说是匪夷所思的。这一情节说明在当时的上海“笑贫不笑娼”的颓风已经成形，也就谈不上“羞耻”二字了。《海上花列传》另一特色是将商人作为小说的主角，文人才子们在小说中只扮演了“清客”的角色。这在过去中国的传统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新特色。过去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行，商人不过是“四民之末”，但在这万商之海的都市，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飙升，竟成为“四民之首”。原来曾将“老大嫁作商人妇”看成一种人生的遗憾与末路，现在却将在妓院中肯挥金似土的商人尊为上客。 社会制度变了，物质基础变了，思想观念也随之而变。在万商之海的大都市中，为了猎取财富，社交的功利色彩也变得更加浓郁，社会的互动之频繁超乎上海原住民的想象。中国传统社会的交友准则原是以“义”为重，在这种新环境下，人际关系天经地义地变成了以“利”相趋。而且社交活动主要不再是一种休闲的方式，而是一种谋生与谋利的手段与策略。现在称之为“公关”，实际上是“攻关”——攻开金钱盈利之门。在这种时代风尚面前，社会思想观念也必然大起变化。例如，过去社会崇尚节俭，以此为传统美德，可是在那时却反传统美德之道而行之，认为节俭是“无能之辈”的生活守则。只有拼命的花钱才能大把赚钱，于是炫耀式消费成了社交场中的新宠，成了富豪身价的耀眼标志。越是有钱或装成有钱的人，社会上的信誉度就越高，争相与他交往的人就越多，而炫耀式的消费是经济实力强劲的一种表现，至少是一种暗示。于是挥霍消费就成为某些商人的一种经营理念。追求时髦，嫖妓、豪赌、抽鸦片、进舞厅、看戏捧角，成了与官场勾结或商业交易中的黏合剂和谋介手段。妓院、赌场、戏馆、舞厅、茶楼如雨后春笋，节节攀高，纷纷向穷侈极奢的豪华型发展。于是上海就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其他大都会也纷纷向它的炫耀性消费看齐。 今天一听说是妓院，就觉得这是“性交易”场所。但是妓院在清末民初时，主要功能还是一种“交际场所”，特别是高等妓院，先是称为“书寓”，后来又称为“长三堂子”。当时将书寓与长三作为商业谈判、官场应酬、文人雅集的交谊场所。这些高等妓女少有陪宿，只有彼此交情特别契腻时，才偶然留宿。所以平襟亚的《人海潮》中说：“要听歌选色，该入妓院；要发挥欲性，非入肉林不可。”何谓“肉林”？就是妓女中最末一等的“野鸡”。在《海上花列传》中写了殷实富户的一对兄弟朱蔼人与朱淑人，弟弟只有16岁，还是个在“捉蟋蟀”玩乐的年龄段。他哥哥朱蔼人就带他进妓院了，朱蔼人对弟弟进行一种炫耀消费的独创教育法，他要带弟弟到这种场合中去“历练历练”，增强他的抵抗力。因为在他们这些为官为商阶层中的人是经常要泡在妓院里的，或广交朋友，或谈货物交易，或结识权贵，或享受温柔乡的滋味，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说：“倪住家来里夷场浪，索性让俚哚白相相，从小看惯仔，倒也无啥要紧。勿然，一迳关来哚书房里，好像蛮规矩；放出来仔，来勿及个去白相，难末倒坏哉。”在这些殷实富户看来，炫耀消费是必修课，但如果从小不见惯就会像未套笼头的野马，就有倾家荡产的危险。总之，他带弟弟到这种场合中去，是“恐淑人年轻放荡，难于防闲，有心要试试他”。可见当时的商人觉得这种地方并不可怕，越多接触，也就越无所谓。长兄若父，这是若父的长兄的特殊教育法。他大概要弟弟在“历练”中对这些地方有一颗“平常心”。哪知他的弟弟被一个雏妓勾引住了，当这位雏妓不甘作妾，定要做大老姆的愿望没有得逞时(这对殷实富户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允许突破的“底线”)，雏妓就一定要逼他弟弟一起“殉情”，服毒自尽。她先将一杯生鸦片一吞，明知对方定会请医生来急救，但这个苦肉计一施，使朱蔼人大为紧张，经谈判，最后是赔偿这个雏妓一万元才算了结。一万元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到那时朱蔼人才“始而惊，继而悔，终则懊丧欲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