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带”城市的生命政治与微时代的老/穷人

       一、中国“锈带”城市：修辞、空间与主体

       在关于中国东北工业城市的社会和文化表述中，“锈带”是一个蕴涵全球性视野和普遍主义历史命题的关键词。2007年，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李静君出版了被佩里·安德森誉为“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之后的无匹力作”的《违法：中国锈带和阳光地带的工人抗争》(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锈带”和“阳光地带”分别指称负载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市场化时代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工业区。在同一篇评论文章中，佩里·安德森将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2003)称为李静君的社会学著作的“贴切配搭”：当王兵在沈阳拍摄中国工人阶级的废墟影像时，“李静君正在同一座城市进行她的调查研究”。①同样并非偶然巧合的是二者共同的空间修辞。作为只在海外正式放映和发行的中国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的第一部《工厂》被翻译为在欧美接受视野中具有特定历史地理意味的《锈》(英文Rust或法文Rouille)，以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中出现的“锈带”为参照，中国传统工业空间的衰落被再现为普遍性的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世纪之交的铁西区看起来“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②王兵拍摄《铁西区》十多年后，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新一轮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锈带”修辞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媒体的叙事中。但与当年《铁西区》的表述相比，最近一轮的“锈带”叙事已无法直观地书写城市地理：在沈阳这样典型的“锈带”城市，这一关键词所指涉的空间——凋敝残破的旧工厂几乎已从市区完全消失。以大规模的地产开发为媒介，国有资本在偏远的市郊建立起崭新的工业园区，老城区的工厂废墟则整体蜕变为依托于各种楼盘项目的都市消费景观。

      

       铁西区的家乐福，沈阳小型拖拉机厂旧址。2016年8月摄。

       具体可感的“锈带”空间的消失给既有模式的东北城市叙事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产生影响的东北老工业基地题材电影(如2011年的《钢的琴》、2014年的《白日焰火》等)再现的仍是1990年代或2000年前后的东北，导演为了塑造彼时的“典型环境”，在东北各城市努力寻找传统工业时代的遗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具有“现实感”的艺术家几乎无法从当下东北的后工业城市空间获得灵感。另一方面，关于目前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东北城市问题的表述，仍主要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叙事框架内进行，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东北人再次被描述为“最依赖体制的动物”，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中，国有工业企业再次首当其冲。然而，在传统单位制被市场化瓦解之后，为城市主流人群提供就业和保障的那个特定意义的国营工厂便不复存在了，在东北主要城市(除个别单纯资源型城市外)，大多数居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早已和市场化了的国企失去了直接关联。在此情形下，传媒中流行的东北城市形象——“国企型城市”基本成了话语流沙上的蜃景。这一蜃景的核心是再生产怠惰生命的福利幻象。一篇在新媒体上流传颇广的文章这样写道：

       国企型城市的一大特点是福利特好，药店特多。原因无它，几乎全民医保的制度使得“买药、刷卡、套现金”的风气十分浓厚，以至成了一项特色产业。这样的经济环境还有什么出路呢？③

       毫无疑问，当前东北城市的医保与国企福利风马牛不相及，用“国企型城市”的理念来覆盖“药店特多”的具体现实，恰好遮蔽了早已离开工业生产体制的那些工人的新生命形式生产，即老/穷人(既是“老人”又是“穷人”的庞大城市人群)的再生产。东北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地区，在传统工业大省辽宁，经济数据骤然下跌前的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职工总人数400.62万人，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有113.56万人，而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却已达到810.9万人，仅省会沈阳就有142.7万人。④辽宁省的国企工人数量甚至不及沈阳市的老龄人口数量，这意味着，尽管改制后的国有资本生产空间仍然再生产工人，却不再生产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传统工人阶级，而当下城市老年人的主要来源却正是当年这个阶级的主力人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壮年的公有制企业工人，在他们的生产空间成为“锈带”时，他们大多成了下岗工人，在“锈带”空间消失后，下岗工人成了老/穷人——消费社会里的老人兼穷人。在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沈阳，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2014年人均每月仅1972元；⑤与此同时，收入低于社会平均退休金的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从医保获得的医药费(规定病种和住院除外)普遍只有100元左右，⑥远不足以应对各种常见的慢性老年病。低工资、微薄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和日益增长的生命维护成本，使许多老年人不仅倾向于在价格比医院相对便宜的医保指定药店买药，而且愿意参与根本不能刷医保卡的非医药机构的药品打折促销。正是作为这种老/穷人的生命形式生产的要素(而非所谓“国企型城市”的象征)，药店在工业废墟消失之后继续显影着中国“锈带”——传统工业中心的历史废墟的在场。

       二、微时代的“锈带”城市

       在沈阳，一类特殊的药店格外凸显出当下“锈带”的时代特征。2015年盛夏，几乎每个白天都能看到一群头发斑白的老人在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大楼前排队等候，他们刚刚在该集团下属的《沈阳晚报》的广告部买了三七等养护心脑血管的中药，正等着打磨成粉。把老人们吸引到这里的是这家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沈阳晚报》自己的卖药广告。由于新媒体冲击和同行业激烈竞争等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沈阳晚报》不断面临经营困境，以致频繁调整机构、机制和人事及工资制度，探索各种增加收入的可能。⑦但卖中药却并非一家面对严峻市场形势的纸媒偶然采取的特殊创收方式。在《沈阳晚报》广告部的隔壁，沈报集团的主报《沈阳日报》的广告部也在销售三七，并且标明这是“沈阳日报沈阳购、华商晨报、辽宁广播电视台96.9FM乡村广播三大媒体联合推出，统一定价”。而辽沈地区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华商晨报》不仅专门推出了“晨报三七节”促销活动，更将自己的读者服务中心变成了养生精品馆。从晚报三七到日报三七、晨报三七，乃至广电三七，沈阳的传统主流媒体相当普遍地针对老年人的血管做起了中药生意。在互联网新媒体以某种青年文化表象迅猛发展的所谓“微时代”，这类中药生意症候性地显影出老龄化的城市社会机体中老龄化了的信息和文化生产器官，它们必须通过直接参与老龄人口生命的再生产来维系自身的再生产。微时代与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几乎同时降临于中国社会，“锈带”城市的媒体景观是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政治悖论的突出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