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5161(2016)05-0017-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圣战萨拉菲主义者①(Jihadi-Salafists)通常与公开的反叛运动联系在一起。2001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9·11”事件,加之本·拉登的个人感召力和财富资源,令“基地”组织在十年间成为全球“圣战”的领导力量。然而,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和叙利亚内战使“基地”组织主导的全球“圣战”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野心勃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开始挑战“基地”组织的领导地位和发动“圣战”的手段,令全球“圣战”运动产生了严重分裂。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分裂将继续深化,并主要表现为“基地”组织与其主要对手“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竞争。 2010年年底,突尼斯一名绝望小摊贩的自焚事件,成为数百万阿拉伯人反抗威权政府的导火索。短短几周内,看似坚不可摧的阿拉伯威权体制发生了动摇,一名小贩引发威权政府被推翻,这是包括圣战萨拉菲分子在内的众多伊斯兰分子制造数十起攻击事件都无法实现的巨变。这种变化为新一代圣战萨拉菲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纷纷利用阿拉伯起义推销其“圣战”手段、优先目标和战略。 事实上,圣战萨拉菲分子与阿拉伯起义本身并无多大联系,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地区动荡赋予他们的历史机遇。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威权政府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地区政治和安全生态。新政府释放了数以千计的圣战萨拉菲派领导人和激进分子,这不仅鼓舞了圣战萨拉菲组织的士气,也促进了其行动的便利化与本地化。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及其本土出现的安全真空使该国成为“圣战”的新场所,吸引了地区内外的数千名“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圣战萨拉菲分子获得了汇聚为一个更加强大阵线的新机遇,并开始挑战“基地”组织的权威和业已确立的共识。 许多新的圣战萨拉菲派组织在中东地区迅速扩展,如埃及西奈半岛、也门、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圣战萨拉菲派活动十分猖獗。在突尼斯,圣战萨拉菲派通过推动宣教(da’wa)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在利比亚,众多具有不同目标的组织相继出现。一开始,“基地”组织对圣战萨拉菲组织各行其是的行动并不反对,毕竟十多年来“基地”组织的全球战略一直没有实现,因此,它甚至鼓励“圣战”分子把握当前的机会。 2013年和2014年,圣战萨拉菲分子和“基地”组织之间的不睦开始初露端倪,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系列事件都暴露出双方在领导权、战略和所谓“伊斯兰治理”②方面的分歧和裂痕。近年来,“基地”组织一直试图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但2011年以后,圣战萨拉菲分子不仅挑战“基地”组织的权威,而且质疑“基地”组织的最终目标和“圣战”方式。2014年6月,伊拉克的圣战萨拉菲派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这一未经“基地”组织授权的行为违背了圣战萨拉菲派所强调的协商原则(shura,也译作“舒拉”)。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国”组织还要求圣战萨拉菲派组织从效忠“基地”组织转向效忠“伊斯兰国”哈里发巴格达迪,其实质在于挑战“基地”组织的领导权。他们希望重塑阿拉伯世界的秩序,从“基地”组织手中夺取领导权,即便是造成分裂和冲突也在所不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分裂对于重塑圣战萨拉菲派的未来战略、策略和优先目标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 一、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根源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更为广泛的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③萨拉菲主义是指通过宗教和社会改革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信仰与实践的思想和运动,它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反对多神教的偶像崇拜(shirk),主张将《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唯一法源,反对与非伊斯兰文化相联系的革新,即“异端”(bid‘a)。④许多萨拉菲主义者主张服从统治者,反对向阿拉伯政权发起“圣战”,因为他们认为反抗阿拉伯政权的叛乱将损害穆斯林共同体即“乌玛”(umma)的团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产生了主张暴力,并强调暴力是“圣战”表现形式的萨拉菲主义分支,即圣战萨拉菲主义。这种圣战萨拉菲主义遍布中东和北非⑤地区,它们在诉诸暴力“圣战”建立伊斯兰政权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战略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圣战”的内容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在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圣战”是扩张和控制领土的重要手段。⑥“圣战”包括进攻性“圣战”(offensive Jihad)和防御性“圣战”(defensive Jihad)两种典型的形式。进攻性“圣战”是穆斯林共同体的集体义务,防御性“圣战”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个体义务。根据经典的教法学理论,进攻性“圣战”由穆斯林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它被视为一种集体义务,要求有足够数量的穆斯林成员参与“圣战”,以确保“圣战”的胜利。防御性“圣战”不必由穆斯林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它是一种个体义务,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参加。⑦ 在十字军和蒙古人入侵时期,防御性“圣战”的思想因穆斯林领土遭受外来攻击而成型。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思想被圣战萨拉菲派广泛引用,导致“圣战”经历了从国家政治行为向净化穆斯林认同与实践的转变。⑧伊本·泰米叶使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暴力“圣战”合法化,他认为,蒙古统治者并非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非伊斯兰文化实践和法律。 现代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认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导致伊斯兰世界长期遭受外来攻击。因此他们认为,作为防御性“圣战”的暴力行为是穆斯林反对侵略者的合法行为,侵略者既包括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包括西方支持的阿拉伯政权。将“圣战”理解为防御义务对“圣战”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赋予个体以发动“圣战”的权力,“圣战”的权力不再专属于国家领导人或穆斯林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