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人民担心的不是政府的规模，而是政府到底在为谁办事。” ——伊丽莎白·沃伦(美国国会参议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 2014年11月7日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词。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都曾使用“保守主义”作为组织工具，把利益有别的松散群体团结在一起，并缓解他们的分歧。对于许多政客来说，保守主义如同“万金油”，不仅能用来动员选民、赚足名气、筹得资金，有时还能促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各种利益群体都能假它之名来操弄政治。不论是在具体内容，还是在宏旨大义上，美国保守主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政治保守主义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为了争取多数支持，为了追逐权力，政治行动者们逐步建构了保守主义。在这一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凡是自诩为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每当接受或拒绝某一意识形态标准，选择不同的公共目标，他们其实是在几条不同的潜在政治发展路径中做出选择。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始终是一个游离不定的目标。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持有的政策立场五花八门，有时看上去甚至彼此南辕北辙。2012年总统大选时，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就有这样的遭遇，他被迫出尔反尔，诋毁一项自己支持过的公共政策——一种覆盖面广、州政府强制推行，但由市场运作的医疗保险体系。可是就在几年前，罗姆尼还把这项基础公共政策看作他最得意的个人政绩。无独有偶，2014年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初选中，前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意外落败，未能再次获得弗吉尼亚州第七国会选区议员提名。坎托的失败带来的教训是，即便那些声名卓著的保守主义领袖有时也无法准确把握保守主义的界限。同样的议题，从前还可以在保守派内部进行公开辩论(例如移民政策，里根总统当年曾提出采取灵活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如今却变成了自诩的“草根保守主义者”不能妥协的底线。 虽然本文意在阐明美国政治保守主义游移多变的特性，但不能否认，在美国，宽泛意义上的政治保守主义与某一类社会等级、某一套政治主张之间有难解难分的关系。近些年来，政治保守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固守传统的社会等级，对想要打破等级的人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是美国经济生活的引航明灯，大发善心的联邦政府则让他们疑窦丛生；他们认为，应该把信仰、基于信仰的知识和家庭而不是世俗的知识和专家，作为道德准则和实践智慧的源泉；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唾弃多边主义，反对把美利坚看作泱泱万国之一，相反，他们以自己坚贞的爱国心和对美国例外论的深信不疑为荣。考虑到“保守主义”一词的日常含义，我们就会毫不意外地发现，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往往生活在担心现行体制受到挑战的恐慌中。保守主义的领袖们往往利用这种恐慌来制造和动员新的保守主义支持者，后者感到自己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深受威胁。笼统说来，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规制市场，这正是保守主义者眼中的首恶大罪。与自由主义者相反，保守主义认为真正需要被规制的是个人，应该通过自由市场的风刀霜剑、代代传承的信仰与家庭价值来规制人。保守主义这一大套原则和做法并不是一下子凭空出现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保守主义者也不见得会全盘接受这些看法。不过，正是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保守主义者才创造出一个根基宽广的政治运动，具备了足以供国家政治权力迂回腾挪的空间。 要理解实践中的保守主义，就必须回头追溯现代保守主义得以成形的漫长过程。②虽然我们也能从美国历史中发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分的痕迹，但当今美国语汇中“保守”与“自由”这两个大词所包含的意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形成的。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政客及其支持者开始把自己归类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一过程中不乏各种矛盾和悖谬之处。 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Taft)也许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派政客，他就明显感受到了这种悖谬。作为塔夫脱总统的长子，罗伯特·塔夫脱长期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因此，当他听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民主党大会上向党代表们做的发言时，塔夫脱震惊了。罗斯福宣称，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重新界定20世纪的自由主义。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展现了他心目中“20世纪版”的自由主义，他希望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规制市场，给掠夺成性、波动不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戴上辔头。③ 塔夫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统一心想把自由主义的所有理想都归到‘新政’头上去，给他的反对者全都打上‘托利党’‘利欲熏心之徒的爪牙’之类的烙印。”④因为罗斯福总统的话语影响力实在太大，塔夫脱感到有必要给自己找一个新的政治名号，1938年，塔夫脱参加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时，他开始自称“保守主义者”。虽然这个词以前也一度有人用过，但只有塔夫脱把“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竞选活动和政治认同的核心。 简言之，塔夫脱对新政派迫切想要干涉经济的态度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真正保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公正的，恰恰是资本家，而不是官僚和政客。塔夫脱尤为反对由政府进行的经济规制，他长年致力于抵制新政派保护工会的政策，引发其他政客群起效仿。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面对新政派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经济干预方案，联邦一级的政治大佬们第一次开始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身份站队。当然，还是有一大批两党人士拒绝这种狭义的两分法。 其实，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塔夫脱只能算个狭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公开批评种族主义，主张黑人权利高于个人自决权。他在禁酒令时期是个反禁酒派，对“往日好时光”一类的宗教议题也不感兴趣。他反对自由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转向全球干涉、黩武主义和扩大国防预算的时候，他是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今天我们会很自然地称塔夫脱为经济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还是认为政府应该，并且有义务维护合理的商业环境。在社会议题上，他也属于温和派。如果塔夫脱来参加今天的州一级的竞选，他可能主要会遭到右翼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