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不惟在中国，甚至在德国本土，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德国古典哲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有人甚至说，在哈贝马斯之后，整个德国哲学就缺乏创造性，自主思维不够。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比如弗兰克(M.Frank)。在2015年9月23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弗兰克曾以《黑格尔不再住在这里》为文章名尖锐地指出，德国观念论①已经不再以德国为家，而是飘荡到了其他国家，比如中国。(Frank，2015)弗兰克的这一印象，和中国在地观察者的印象，不太贴合。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轮番登场，德国古典唯心论研究或可说至今坠势不止。但暂不考虑中国目前的情况，事情真的如弗兰克所说的那样，德国古典哲学即使在德国也已经前途堪虑了吗？ 事情有其另一面：为庆祝今年(2016年)5月于鲁尔波鸿大学举行的第31届国际黑格尔大会暨《黑格尔全集》结项，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Felix Meiner)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S.-怀特霍夫(P.Stekeler-Weithofer)的文章：《让黑格尔再次安居于此》。从标题到内容一开头，这篇文章就立足于反对弗兰克一年前广为传播的那篇文章。(cf.Stekeler-Weithofer，2016：13-26)弗兰克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引号为作者自己所加)传统之所以式微，主要是由于分析哲学对这一传统的蚕食。分析哲学传统本来就有着德国根源，其重新被引进德国，赖于洛伦茨(G.Lorenzen，爱尔兰根学派领袖)、图根德哈特(E.Tugendhat)、阿佩尔(K.-O.Apel)以及亨利希(D.Henrich)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本意乃是为德国观念论寻求更清晰的阐明，但在今日德国，却令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沦为了一种新经院哲学。若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新性原动力，目前在芝加哥大学、佐治敦大学、圣母大学和悉尼大学，可能更容易找到。S.-怀特霍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假如看到黑格尔《逻辑学》历经150年才全本翻译为英语，并在2015年才出了修订版的事实，德国人未必需要如此自卑。即令是弗兰克提到的那些美国学派，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如麦克道威尔(J.McDowell)和布兰顿(R.B.Brandom)，也或隐或现地将自己的研究只看作是黑格尔哲学导论。换言之，他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目前的黑格尔研究真的已登堂入室、执学界牛耳。事实上，S.-怀特霍夫认为，与其将弗兰克所说的这些新的研究群体的兴起看成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的衰落，倒不如将之看成是黑格尔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全球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复兴运动甚至早在1975年就已经被观察记录到：当时，海姆若伊特(H.Heimoeth)在为刚刚才计划出版的《黑格尔全集》的前言中，就描述了对黑格尔哲学兴趣的全球化的事实(cf.Heimsoeth，2016：30-35)。这一事实虽然以黑格尔复兴运动为代表，但并非仅仅孤立地在黑格尔研究领域有效，而是涉及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领域。下文将大致呈现此事实的面目。 但弗兰克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现状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它紧密关联着下述事实：在二战时期，除了马克思哲学，几乎所有德国的哲学传统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流派(无论是新人文主义者、神秘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费希特黑格尔哲学、尼采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还是自由主义者等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过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并或多或少地为之做过辩护。出于历史原因，从二战后到上世纪末，德国自身的哲学传统几乎陷入了“全面破产”的危险境地。可以说，德国知识界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主要任务，仍是全面反思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源和历史。在这样的处境下，通过振臂高呼大声喧哗的方式来重塑德国传统，显然并非真正妥当和良善的方式，因为重塑德国古典传统，在当下的时代，乃是重塑低调和理性的德国思想形象，而非简单地重塑伟大的德国人精神。由此一来，可以说，自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思想界中的很多重要人物，事实上都试图以一种暗中更新的方式，来重新深入传统，恢复德国传统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这在表面上当然会造成一种印象，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波澜不兴。但其实，以此种暗自更新传统的方式，在重树德国哲学形象方面，德国人已经走出了一系列非常扎实的步伐，从德国古典的传统中，找到了诸多具有生命力的新话题，并进行了大量的与当代新思潮的对话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进行的。虽然这一对话的强势性的确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前几年柏林洪堡大学具有象征性地位的黑格尔讲席的候选人之争中，只有一位是按照传统的德国大学的古典哲学方法训练出来的人士，其他候选人全部来自分析哲学传统，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衰落，而非相反，的确仍是一有争议性的话题。 根据以上对二战后至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界的一些点状勾画，可以得到以下提示：如果我们承认，无论德国古典哲学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如何，或对之持何种评判立场，德国古典哲学的确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看似平静但意味深长的自我更新运动，那么，就应对之加以适当的历史描述，以便在新的语境下重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具体说来，起码有以下五个要点可以先行举出，提请读者注意：1.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并不是一个内在封闭的传统。恰恰相反，在下文中可以具体看到，它是各种新的学术取向(如现象学、分析哲学、诸后现代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焦点之一，是一个具备充分开放性的传统。2.虽然有波普尔那样的影响巨大但学术价值并不高的对黑格尔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至今在国内学界，尤其在自由主义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他们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与保守国家意识形态同气连枝，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并非必然是这种保守的国家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形态导致了纳粹的兴起，并且在今日也应该得到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对此的反驳见下文详述，此处仅举一例略加说明：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复兴运动，是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较长时期内，在稳定的民主体制下进行的自身资源研究更新运动。在其中得到广泛重视的早期黑格尔耶拿哲学的意义，是第一次在非革命、但也并非保守的路线上得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才不难理解霍耐特为什么强调今日黑格尔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性质：既非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左派，也非黑格尔右派的黑格尔研究。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全新的，比如耶拿哲学中的“承认”问题等。这一问题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它和“极权”政治之类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老见解完全不相容。3.德国古典哲学，也不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或只关注抽象概念的“观念论”。事实上，德国古典哲学自身一直以现实化为关注焦点，有着非常强的反泛泛而论的“形而上学”取向。对之的很多研究，同样是非概念式的。这种研究方式，在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周知的关系中可以明显看到，除此之外，此处也可先略举一例：二战后，从明斯特大学发端的里德学派，通过对黑格尔现象学和法哲学的再诠释，促使德国哲学产生了实践哲学转向，相比之下，在现象学时期，实践哲学曾一度非常衰弱。与同在北威州的波鸿大学一样，明斯特大学也一度成为黑格尔研究的中心。里德学派后来进入慕尼黑大学，与原先擅长费希特和谢林研究的慕尼黑学派相结合，至今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参见贺念，2011)。它所关注的问题，比如人的“尊严”问题，显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问题而已。4.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自我更新的关键之一，在于扎实地重返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经典文本研究取代创新思想，虽然实际操作中，有些时候文本研究倾向的确表现得较为强势。二战后，德国启动了大规模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著作重编活动，已经完成的比如《费希特全集》，已经结项但尚未完成的比如《黑格尔全集》，尚未完成的比如《谢林全集》。而学界当然清楚，每一次的重编全集活动，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旧的范式已不敷用，新的研究进路需要以最基础的返回文本的工作为其肇始。这直接印证了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更新工作进展之甚。5.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自我更新的目标之一，在于通过参与诸当代讨论和解决诸当代问题，重塑德国古典的形象。虽然这一古典的意义，必须在“现代性”上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新理解，涉及对整个现代性奠基计划的重新理解。
